這可能是一個適應歷史和現實的國家治理結構，是目前可以推進的政治改革，也是政協今後一條可能的出路。但如此一來，必須加強政協的議政功能，真正使政協的政治協商主題落在“政治”二字上。
但何謂“政治”，不同的人有不同解讀。現在一種說法，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這話既對又不對，說它對，是就民生的重要性而言；說它不對，它並不是人們一般理解的政治，而且並非每個民生問題都重要。當然，在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和時期，經濟民生從總體上說無疑屬於政治，政協更多關注經濟民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但經濟民生畢竟只是國家事務的一部分，對政協而言，政治協商和參政議政固然需要聚焦經濟民生，但更需要聚焦那些真正屬於“政治”的事務，即政協章程規定的關係到國家發展的大政方針、重要人事以及重大問題等。政協應該討論這些話題，不能因其敏感不好討論就回避。比如，中國目前正處於改革攻堅期，但如何改，如何變，需要社會各方群策群力，集中智慧，尋求最優解決方案，提出可承受可接受的政策建議。而政協，作為一個集中社會各方精英的政治協商機構，它有這個條件也這個責任為國家和執政黨提出這些問題來討論。如果政協不能在這方面發揮作用，就有違自己的使命和存在價值，就變成了一個經濟智囊機構，而不是政治組織。
當下政協在政治協商和參政議政上關注經濟民生多，關注政治建設少，原因除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大主題外，與政協本身的構成和議題的敏感性也有關。
政協作為執政黨的一個統戰平台，其構成以經濟界和企業界人士為主，在地方尤其明顯，各類所謂企業家占了政協委員的很大部分，以致政協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商人俱樂部。商界人士談經濟是他們的長項。
此外，政治議題比經濟議題又相對敏感，動輒會觸碰執政黨的政治紅線。每年各地的兩會，政協委員都會被告誡哪些問題不應該講，若政協委員不聽話，講了不該講的話，很可能下屆就無法做政協委員了。有了現實中的這些事例，政協委員能不去觸碰的就不去觸碰，免得多事，已經內化成了多數政協委員的“自覺”。可這樣一來，則背離了政協的宗旨和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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