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問題的症結還是出在執政黨的意願，希望政協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機構，以及有沒有“雅量”聽取不同意見和建議。若要政協真正成為議政機構，在政治建設方面提供好的政策建議，就不應該設置前提和限制條件，言論更不該有禁區。
執政黨“堅持一切權利屬於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就應該支持政協和政協委員履職，行使公民政治權利。政協是在目前條件下最好的一個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平台。政協能夠使執政黨廣泛吸納不同黨派、不同界別、不同社會階層的政治資源和利益訴求，為公民政治參與提供制度化的組織、程序和途徑，形成團結統一的力量和意志。這對執政黨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或者至少是利大於弊。
當然，政協本身也需要改造。目前政協的構成精英太多，換句話說，就是既得利益者太多。既得利益者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不大可能為社會人數更多的弱勢群體包括剛剛興起的中產階層說話和代言，後者在政協中缺乏代表，沒有渠道表達自己的利益，會最終加劇社會的不公平程度。所以，政協在選拔委員時，要防止過度“精英化”傾向，不能片面追求“精英化”，尤其不能成為商人俱樂部。
另一方面，政協政治功能的加強，還與領頭人——政協主席的認識和作為分不開。政協雖然根本上受制於其職能和結構，及執政黨對它的重視程度，但若政協主席不希望讓政協僅僅是一個各方精英人士“拍拍手”或發發牢騷的地方，而希望有所作為，還是可以做到的。在這方面，本屆政協相對上屆有所進步。這主要得益於其“掌門人”俞正聲在推動政協和政協委員履職獻策方面，比上屆主席積極主動。他充分發揮了現有制度賦予政協的各種專題協商會功能，並創設了一個“雙周協商會”，每次都親自與會，聽取政協委員發言。
同時還善於利用機會推進政協作用的發揮。以王岐山這次到政協常委會作反腐報告為例，王岐山是“應邀”而來。而觸發這一邀請的，是王岐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一番關於政協的講話。王岐山談到自己對政協工作的觀感：“感覺政協委員在經濟方面提案分量很重，涉及政治建設的略少，政協作為參政議政的機構，在制度建設等問題上可以有更多關注。”正是這段話最終帶來了王岐山的政協常委會發言。
所以，即使在現有制度框架下，政協也有可作為的空間，關鍵是如何去使用和運用。執政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在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中，把中國政改的重點放在“協商民主”上，這實際是要以協商民主來代替選舉民主，先不對此作價值評判，但要做到協商民主，政協就是最重要的一環。因此，這是政協多提一些政治議題，推進中國的政治制度建設的機會。
在中國的四套政治機構——執政黨、人大、政府和政協——中，政協是角色和地位最尷尬的一個。政協要擺脫這種尷尬，除了取決執政黨的“雅量”外，自己也必須振作起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