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表達了對美國一些轉變的失望之情。“當一個國家遭遇到外界帶來的創傷時，往往以消極的方式做出回應。‘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美國人開始將外界視為一種威脅。但是中國人不同。現在的中國人將外界視作一種機遇——無論是做生意、求學，甚至生活。但是美國人看待外界則要消極得多。”
何偉在書中從來不直接做政治評論，但是一些話題本質上卻還是繞不開政治。如何做到“寫政治，但又不寫政治”，何偉這樣回答：“當我還在中國生活時，我發現政治對中國人的影響是間接的，政治也不是他們關心的最主要話題——這點與現在的埃及不同。所以在記錄中國時，我對政治的描寫也是間接的。”
何偉肯定了中國近兩三年來的一系列改革，並認為埃及激烈的變革不適用於中國。“人們需要時間去適應變化。美國人總是宣揚一次性全面徹底的變革，但是人們心理上還是無法接受的。所以中國目前循序漸進式的改革有自己的道理。”
何偉自1996年起在長江邊的小城涪陵做了兩年的英語教師。在2000年到2007年，何偉是《紐約客》雜誌的駐京記者。
在華期間，何偉的採訪遇到不少挑戰。“美國人愛講故事，他們更有表現欲。然而中國人卻不是這樣，他們不願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有很強的集體文化和家庭文化。”在採訪中國人的時候，這種特點也給他帶來了困難。
“在美國，通常人們更容易告訴你他們個人的想法以及經歷；但在中國不是這樣的。不過我認為中國年輕一代正變得更加開放，他們更願意講述自己的生活。”
為了寫好一個故事，何偉有時候和採訪對象一處就是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我希望通過深入了解採訪對象，進而從情感上更理解他們，這種理解也將反映在我的寫作里。我把這視為我寫作的一種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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