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麻省理工學院華裔教授黃亞生，與在哈佛大學的印裔合作者，聯袂發表了關於中印中小企業創業環境的比較研究成果。他們的研究表明，雖然中國成功吸引了10倍於印度的海外直接投資，但與印度相比，其“僵化”的國內融資制度並未顯示出持久優勢。這個結論因為挑戰了人們的常識預期，而在21世紀初掀起中印比較研究的又一輪高潮。
“中國並非在經濟制度上長於印度！”這一出乎意料的論辯，把人們從經濟數字的豪邁雲端拉回到基本經濟與發展制度的泥濘土壤。人們開始反思，在簡單的數字對比背後，制度因素——經濟、金融、教育、醫療，甚至政治和政策制定等，是如何滴水穿石般影響著中印兩個文明古國在飛速現代化與全球化過程中的成敗得失。
中國學者並未缺席這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中印辯論。例如，清華大學教授秦輝就比較了兩國長時段的經濟增長軌跡，在印證了“中國在經濟自由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比印度推進更快更深入”之外，他提出，印度的“慢”，應歸結為其不同於中國的政治制度在經濟轉型中所產生的高於中國的“交易成本”，而這種在特殊時期產生的交易成本會隨時間遞減。
2008年金融海嘯之時，中國和印度似乎因自身迥異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和金融制度而安穩度過危機。西方社會在反思自身的同時，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印。尤其是當中國通過刺激政策將經濟再次推向高增長軌道、印度卻漸顯增長後勁不足之時，又一輪經濟層面的中印比較趁勢而來。印度停滯不前的基礎設施建設、觸目驚心的腐敗案件、令人失望的扶貧政策等，都讓人們再次得出了“中國將遙遙領先”的結論。
起起伏伏、反反覆複的中印對比討論，仿佛一場方興未艾的世紀大戲，其目的究竟為何？難道僅僅為了預測輸贏從而自滿嗎？福山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出，比較研究是為了追問“為何某種制度在一些社會中形成、發展，卻在其他社會中沒有”。也就是說，人們把不同國家進行比較，其本質是對於今後發展模式的困惑與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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