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為什麼兩岸對能否在北京APEC實現“習馬會”的認知有如此大的落差，是誤讀誤判還是台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無論如何，確實有必要通過剖析這個案例來揭示當下乃至今後一個時期兩岸關係面臨的症結與困境所在，筆者觀察的結論是，兩岸領導人會面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意義重大，是兩岸共同努力的方向。“習馬會”不可能在APEC國際場合舉行，能不能在馬英九餘下的一年多任期中舉行、以什麼名義會面、在什麼地點舉行，關鍵要看兩岸政治互信的程度和兩岸關係發展的水平，絕非一方一廂情願可以實現。
二、以同理心審視兩岸對APEC“習馬會”的考慮
筆者在此借用同理心的思維模式來分析北京APEC並非“習馬會”良機的原因，以求找到早日促成兩岸領導人會晤的良策。之所以借用“同理心”的概念和工具，是因為這種換位思考、將心比心的思維模式，在兩岸關係邁入“深水區”遇到越來越多疑難雜症和挑戰時，可以起到潤滑劑和緩解閥的作用，有助於兩岸雙方對一些事情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及性質趨向有更全面、更客觀、更徹底的把握，進而達到有效溝通、尋求共識的目的。同理心作為一個比較抽象的心理學概念，上個世紀20年代由美國心理學家鐵欽納首度使用，是指進入並了解他人的內心世界，並將這種了解傳達給他人的一種技術與能力，通俗的說法就是“換位思考”，是一種站在別人角度看世界的認知能力。作為一種心理體驗過程，同理心的思維模式是達成理解不可缺少的心理機制，它客觀上要求我們將自己的內心世界，如意識觀念、情感體驗、思維方式等與對方聯繫起來，站在對方的立場上體驗和思考問題，為增進理解奠定基礎。
就“習馬會”而言，兩岸都應以同理心的思維予以反思，我們不僅要從台灣的視角思考，也要從大陸的角度審視，如此換位思考才能對症下藥，增進彼此的了解和理解。
站在台方的立場角度，不少輿論和專家學者認為，此次“習馬會”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會面所遇到的身份、場合等難題較易處理；因為大陸是APEC的主辦方，APEC的主體是經濟體、不是國家，APEC峰會是經濟體領袖會議，且“習馬會”的地點在北京，詮釋權也由大陸掌握；認為馬英九在餘下任期內已有追求個人歷史定位的考慮，對“習馬會”有很強的意願，這可能是馬本人最好的但也是最後的機會；還有論者認為，若能在北京APEC實現“習馬會”也有助於國民黨拉抬年底“九合一”選情甚至2016年“大選”的氣勢，等等。對台方而言，將心比心，這些想法應予理解和包容；特別是對那些期望盡早實現“習馬會”以鞏固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海內外華人華僑來說，其拳拳之心更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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