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13日電／十八屆四中全會將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體現中共把法治建設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間專家認為，從“法制”到“法治”，再從建設“法治國家”到建設“法治中國”，中共在探索和推進依法治國的道路上，實現了兩次重大飛躍，不斷追求更高法治建設目標。
（小標題）第一次飛躍：從法制到法治
新華社報道，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發展人民民主和建設法制國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1954年，中國第一部憲法正式頒布，標誌著中國第一個法制建設高潮，但從1957年開始，中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進入低谷，特別是十年“文革”，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明確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全會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胡建淼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現代中國依法治國歷史進程的起點，確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基本方針，為努力開創民主法制建設新局面創造了條件。
經過近20年的發展，中國進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依法治國首次出現在黨代會報告中。大會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實現了從“法制”到“法治”的歷史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進入一個新階段。
胡建淼表示，“法制”重點落在法律制度建設上，側重在立法環節，是“文革”以後解決“有法可依”的重要一步。而“法治”不僅包括法律制度，還包括法的實施和遵守狀態，它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等法治建設的全過程。
此後，中國堅定走依法治國道路，法治建設不斷前進。1999年，依法治國被載入憲法，從黨的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
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2007年，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要求。201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時，“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
（小標題）第二次飛躍：從法治國家到法治中國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新目標。並圍繞這一目標，提出“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專家認為，“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的“升級版”，這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又一次飛躍，中國法治理論和法治實踐進入到一個更新的高度。
“升級”表現在哪些方面？胡建淼認為，一是“中國化”。法治中國已定位於中國，它是世界的法治共性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是指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二是“綜合化”。法治中國建設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綜合工程，並且包括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內的全過程。只有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共同建成了，才能說“法治中國”實現了。“法治中國顯然是黨確定的包含更高要求的法治建設目標”。他說。
（小標題）四中全會：在中國法治史上將起到里程碑作用
不同於歷次黨代會和中央全會，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史無前例地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小軍說，中國已進入需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增強發展內生動力的階段，改革必然會觸及既有利益格局和體制機制，這些都要需要法治來規範、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十分必要。
胡建淼認為，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推進“依法治國”，是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於“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任務的具體落實和深化，非常及時，順應民心，順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要。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是法治化。這次全會將豐富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在中國法治史上將起到里程碑的作用。”胡建淼說。
楊小軍認為，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就新形勢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必要性、法治建設走什麼樣的道路、如何進一步推進法治建設以及完善黨內法規體系等問題做出闡述、安排和全面部署，把法治中國建設進一步推向前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