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經濟狀況的變遷也影響著西方國家國內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經濟好的時候，福利政策沒有問題；但一旦經濟轉壞，福利就會惡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各國經濟都面臨結構性調整，但福利社會有效地制約著這種調整。同時，國內收入差異加大，往日的中產階級受到擠壓。今天西方頻繁發生的街頭運動，就是這種經濟狀況的反映。實際上，弗格森的槍擊事件所導致的種族衝突，也具有深刻的經濟背景。問題不在於白人警察槍殺了黑人，而在於為什麼這個事件導致了黑人迅速動員起來。這背後還是種族之間的經濟問題。
他認為，西方國家本身面臨著眾多的問題，沒有人有非常的信心，相信民主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更為嚴重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相對衰落，必然對非西方的民主產生極其負面的影響。負面的影響來自內外兩個層面。就外在因素來說，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和美國所背負的，可以稱之為“民主的包袱”的東西。從內部因素來說，主要是非民主國家社會中，存在的對西方和美國的越來越高漲的不滿情緒。這種現像在中東表現得非常明顯。在中東，西方和美國可以說是在推翻著自己參與建立起來的政權。近代以來中東主權國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確立，同西方有密切的關聯。但現在西方和美國的認知變化了。從前西方信仰主權高於一切，但現在信仰的是人權高於主權。如何實現和保護西方所認為的人權呢？西方的回答很簡單，那就是政權更換（regime change）、多黨政治和選舉，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是問題在於，在現存主權國家和政府被推翻之後，所出現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權，而是其他。儘管一些國家也出現了貌似的民主，但並非真實的民主，更多的國家演變成為西方所說的“失敗國家”。在現存國家失敗之後，更導致了極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蘭國”（ISIS）。
他說，西方衰落對非西方國家的影響，絕非局限在中東，從長遠來看，更廣大的地區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這些地區民主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西方和美國基於地緣政治利益之上的干預，主要是對這些地區親西方力量的支持。一旦西方的支持減弱甚至不再繼續，這些地區的民主政治的未來就會產生很大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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