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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一定要逐步解決。 |
中評社╱題：對和平發展階段兩岸特色治權關係的思考 作者：徐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對台主管機構的政策主張多次指出，對於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一定要逐步解決，在一個中國框架內，經過兩岸平等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主要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問題，探討“兩岸特色的治權關係”直接針對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
對兩岸特色治權關係進行探討之時
要說明的幾個問題
本文“治權”指的是台當局對其實質管轄地區——台灣地區的實際管轄權。沿用國民黨“治權”名詞，而未另尋替代名詞，主要考慮：一是“治權”一詞源於孫中山的創建，大陸沿用之，有連接兩岸臍帶關係的歷史、政治象徵意義。二是“治權”既為國民黨長期以來的用詞，大陸若另起名詞，恐又將多出一個“各自表述”或被汙名化的領域，不如套用過來，既可做出更利於兩岸統一的新解，也可能使台灣在心理上更容易與大陸探討。
長期以來，涉及到兩岸治權關係的安排與設想，兩岸學者專家有著相當大量的論述。兩岸關係進入深水區以來，大陸學者更是對此予以集中研究、論述，其中的思想火花、亮點頻現，但研討的整體氛圍中彰顯著諸多的憂慮，這些憂慮實際上揭示並引人思考了如下幾個問題：
一是有關必要性問題，也就是目前探討兩岸治權關係是否有急迫性。筆者認為，從幾個方面來看，應該預做準備：其一，兩岸經濟合作經過6年的大發展後，到今天已經遭遇瓶頸，也就是，經濟一體化的方向越來越清晰，乃至經濟內含的政治目標也就凸現出來，“先經後政”在兩岸經濟合作較有深度的領域已經觸底，經濟合作的進一步深化要求先解決兩岸之間的部分政治分歧，以消除台灣對大陸的疑慮與恐懼，這也是兩岸經濟一體化繼續前行的新動力。其二，從島內民意上看，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能更好的降低島內民眾對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不確定感、危機感、恐懼感，政治紅利比經濟紅利更能將善意、誠意落在台灣民眾的心坎上，受馬當局“只經不政”政策的限制，大陸對台政策滿足不了島內民眾的深層心理需求，也就難以在消除兩岸之間既存的敵意上起到社會化的作用，兩岸社會、民間的互信就難以真正且有效的全面建立起來。其三，島內政治情勢發展也到了必須更能引領、回應島內正當的政治訴求的時候了，特別是“大一中框架”的提出，不僅顯示了島內藍綠精英降低內鬥的緊迫感，更彰顯出處理、定位兩岸現狀的焦慮感。而國、民兩黨的政策走向、所提出的新的訴求，都要求大陸做出進一步的因應。
二是有關階段性問題。筆者認為，由於兩岸治權安排與兩岸政治互信密切相關，對“一個中國”的不同確認度決定了兩岸治權安排在互信的不同程度、階段有著不同的樣貌，互信度越高，越能彰顯治權安排的合情合理性。
三是統一模式問題。兩岸關係最終是中國歷史上傳統的“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種制度”的大一統模式，還是如學者所說最終是“相對統一”的模式？這些也左右著兩岸治權關係的安排。就目前大陸學者的研究來看，大都採“相對統一”模式。
由是，兩岸治權安排，筆者認為，一是宜建立一個總體框架，彰顯兩岸治權關係的定位立場。二是要分階段的研究與準備。就目前和平發展階段來看，宜著眼於現階段的情勢來做分析和安排。
對建構“兩岸特色治權關係”的框架思考
從總體框架角度上看，筆者認為，“兩岸特色治權關係”的框架應具有如下兩個高度與幾個支點：
（一）中華民族高度——以中華民族振興及整體利益的戰略高度構建兩岸特色治權理論。
兩岸關係越是進入深水區，就越需要更高的視野、更大的格局，以破解政治分歧，解決政治難題。因此，中共“十八大”報告將兩岸關係的發展與民族復興有機相連，為深化兩岸關係、破解政治難題提供戰略高度。2013年10月26日，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致辭時呼籲兩岸同胞牢記振興中華的歷史使命，並提出以加強兩岸科技交流合作蓄積民族振興的創新能量，以深化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夯實民族振興的經濟基礎，以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凝聚民族振興的精神力量，以密切兩岸教育交流合作培育民族振興的人才資源等4點意見，進一步引領兩岸同胞以宏大胸襟與格局跨越政治障礙，也為深化兩岸交流合作指明方向。
筆者認為，構建兩岸特色治權理論中的中華民族振興及整體利益戰略意涵，就是要在突破政治難題上，以民族高度為核心，在強化民族情感的同時，突出兩岸由各自不完整的治權走向兩岸統一的完整治權的方式及路徑，須以全民族認同、決定祖國統一為要旨，即以兩岸四地及海外僑胞等海內外全體炎黃子孫的“全民族決定”提升、取代目前國民黨以及“台獨”勢力提出的“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決定”、“住民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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