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18日電／十三年前的上海，APEC首次走進中國，在上海灘的華美麗景中，江澤民以“新唐裝”領銜，綾羅綢緞，冠蓋雲集，最終達成《上海共識》。但彼時的中國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大國，GDP總量位居第一陣營之外，在新世紀的全球海陸雙權博弈中，依然延續了韜光養晦的姿態，在重大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僅僅體現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那一票上。
香港大公網發表評論文章說，四十年前的紐約聯合國大廈，鄧小平以副總理的身份向全球傳音，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劃分理論，鄧小平自身在國際輿論場中聲名鵲起的同時，中國也亮明了作為現代國家的新世界觀。那時的中國在全球格局中被稱為少有的異類，內部有天無法，逆道亂常，但距秩序的重建僅一步之遙。
五十九年前的印尼萬隆，周恩來在第一次亞非會議上提出“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原則，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更加具體化。那時的中國剛剛結束了始於1840年的時代離亂，大局初定但積弱積貧，北京政權的“合法性”僅獲少數同盟的背書。
九十五年前的法國巴黎，陸征祥以北洋政府外交總長的身份率六人小組參加巴黎和會，雖然顧維鈞們據理力爭，做了強硬的發言，但中國依然逃不脫大國博弈的棋子命運，由此也激發了國內汹湧的愛國大潮，進而改變了中國近代的歷史走向。那時的中國早已沒有了“天朝上國”的迷夢，內部軍頭割據，生靈塗炭，外部列強環伺，暗弱無斷。
回到當下，2014年的北京雁栖湖，波光瀲灩，秋意盛濃。APEC第二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但今非昨昔。十三年的時間，全球政經版圖悄然生變，國際大格局中的話事權東移，中國經濟總量倍道而進，以廣袤的內地市場和龐大的外匯儲備為開路利器，以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廣結善緣，中國將國際秩序附議和順從者的角色轉化為規則的制定者，中國方案的經絡交織於全球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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