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選擇這些巡視對象？
中央直屬單位、國家部委、事業單位、央企等加在一起，有幾百家。如何選擇專項巡視的對象，其中是有講究的。這種“講究”，從歷次巡視的單位構成中即可窺知一二。
按照中紀委的說法，專項巡視，可以針對一件事、一筆經費、一條線索進行，那麼可以想見，這些線索要麼之前就為中紀委掌握，要麼就來自於舉報和檢舉。而要達到王岐山所說“舉一反三”的效果，避免專項巡視就事論事，這些巡視的問題肯定是具有代表性的。
比如巡視復旦大學，在中央巡視組的反饋意見中，就有包括“科研經費使用混亂、違規現象突出”、“江灣校區基建工程嚴重違規，存在安全和腐敗隱患”的問題。這些問題之前即有報道稱網帖已有舉報，而巡視結束後，更有媒體報道該校的15名校領導全部被提醒談話，以示誡勉。
類似的科研腐敗隱患，同樣在巡視中科院的時候發現。這一次，巡視的反饋表述是“科研經費管理使用方面違紀違法問題和國有權益損失問題比較突出，基本建設領域違規違紀問題多發，擅自改變科研用地用途搞經營性開發”。
另外一些“清水衙門”的專項巡視也有跡可循。
比如中國科協，其黨組書記申維辰已經落馬，對該部門的巡視，一方面有“按圖索驥”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涉及科研管理領域的問題；對文化部、環保部等部門的巡視，則可能是針對近年來這些部門手中日益增加的審批權和經費使用權。安徽省的環保系統就曾在2013年曝出窩案，130多名貪腐分子落馬，基本覆蓋了安徽省全部的16個地市。
而另一些巡視對象的選擇，則可能是因為“群眾呼聲”。比如被反饋存在“賽事審批和運動員裁判員選拔選派不規範、不公開、不透明；比賽違背公平原則、弄虛作假，破壞賽風賽紀現象比較嚴重”問題的國家體育總局，和幾次巡視中都成為巡視對象的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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