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的和平發展需要克服諸多困難，需要建立足夠的共識，走向和平統一將是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美國政府與學者對兩岸通過和平發展進而實現和平統一的前景反應複雜，他們看到了中國大陸與台灣在經濟與政治領域完全不同的關係，認為兩岸未來實現統一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如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唐耐心（Nancy Tucker）表示，儘管台灣與中國大陸實現了某種經濟整合，但台灣認同卻越來越強烈，台灣希望與大陸維持經濟關係，但政治上則希望維持現狀，而中國大陸則希望與台灣討論政治議題。對於美國來說，兩岸政經關係分離的現實正是維持它所希望的台海現狀的理想條件，它沒有理由採取迫使台灣當局“踩刹車”的行動，也不相信馬英九任內會出現背離美國戰略目標的“過快發展”，對此美國學者容安瀾（Alan Romberg）的理解是，即使美國人擔心兩岸會統一，但美國人並不認為這就是眼前的事，甚至“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也沒有可能”。⑤因此，儘管美國對華戰略（包括對台灣政策）具有較強的延續性和政策慣性，而且中美在美台軍售問題和中國導彈部署問題上存在重大戰略分歧，但美國還是對2008年馬英九上台以後的台海局勢表示樂觀，承認馬英九大陸政策的調整降低了台海緊張局勢以及中美發生軍事對抗的可能性，⑥從胡錦濤任內多次與奧巴馬會晤以及習近平與奧巴馬會晤的內容來看，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議程中的位階有所下降，至少已不是焦點話題。雖然台灣尚不可能失去其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獨特價值，但是，相比而言，美國對台海和平局勢可能失控的擔心已大大減少，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負面影響有可能進一步弱化。不管是出於何種政治目的，美國基本上接受了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一事實，接受了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是兩岸內部事務的事實，美國在中國周邊諸如朝核、釣魚島、南海、東盟、印度、中亞等區域問題上都比較高調地介入，但在台海地區的表現還是相對收斂。這表明中美在台灣問題上找到了利益共同點，即和平穩定的台海可以確保兩國的最大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在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中，台灣問題不是美國的直接目標，但是就目前而言，美國對於台灣主權和地位的立場沒有改變，以《與台灣關係法》和軍售為主軸的美台關係也沒有重大調整。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發表報告認為，雖然目前兩岸形勢穩定，但焦點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台灣問題仍然具有這一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內的衝突性問題所沒有的可能導致兩個大國直接衝突的風險。⑦因此，儘管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干擾度有所下降，但影響力始終存在；美國對華“既接觸又防範”的平衡戰略中，“防範”的內容仍然包含防止台灣偏離美國戰略軌道，保持美國對台海問題的影響力等方面。因此，美國政府和學界的主流觀點仍然是堅持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沒有發生改變，應該繼續維持以防禦與軍售為重心的對台政策，保守派學者更是分別從價值觀、信譽、經濟利益與戰略優勢等方面論證美國應該強化與台灣關係，平衡兩岸關係，繼續利用台灣制衡中國大陸的發展。
但是，即使是保守派學者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崛起對美國的對台政策產生重要影響，對台軍售的難度也在增加。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中美相互依賴的加深，特別是共同關注的領域不斷拓展，美國內部也出現了一種儘管仍屬少數但引人注目的聲音，即一些知名人士和學者認為美國的對台政策已經老化，建議重新思考台灣問題，檢討美國的對台政策。
這一派基於現實主義的利益考量，認為中國的崛起導致美中實力差距在縮小，美國為了保障自己的戰略利益，應該選擇一條與中國合作而非對抗的道路，因此需要重新審視對中美關係有抵觸和負面影響的美台關係。他們的政策建議大致相似，包括（1）重審《與台灣關係法》，認為這個法律只是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的依據，但“不是最符合我們的利益”，“對這個已經過時的法律進行徹底評估是名正言順的”。（2）不必把台灣保持在美國的戰略軌道上。美國的對台政策刺激了中國大力發展軍事實力，放棄台灣，美國在軍事上的安全可以通過亞洲別的基地得到保護。（3）收回對台灣的承諾，台灣是美國的戰略包袱，因為美中之間並非註定會發生衝突，關鍵是要破解安全隱患，台灣問題對於兩國有特別的危險，因此美國應該考慮收回其對台灣的承諾，為今後數十年兩岸關係鋪平道路。⑧2011年1月23日在佛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舉行的圓桌研討會發表了一份題為《與中國關係的前景》，與會學者認為“我們應該以新的目光看待台灣”，以兩岸都能接受的方式解決久已存在的台灣問題是對東亞穩定和中美關係的一項貢獻。⑨
這些被認為是“棄台論”的聲音微弱，而且大部分並不具備現實可行性，但是出現對台政策的爭論，這是亞太局勢變動和中美關係重構的產物，反映了中美戰略基礎重構對美台關係的可能影響，爭論本身也表明美國對台政策出現重新思考的現實條件和輿論空間。在亞太戰略再平衡的背景下，與以往任何時期相比，美國更不情願也更不能承受因台灣問題而陷入與中國之間的衝突和戰爭。既然中國實力的上升和兩岸關係向前發展是美國難以阻擋或干涉的，既然當前的兩岸和解在客觀上降低了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那麼美國歡迎、肯定兩岸關係改善的各種表態應該是某種真實意願的體現，它對中美關係與美台關係的謹慎處理是維護其戰略利益而不得不為的。
美台關係從屬於中美關係，這是地緣政治發展所形成的歷史格局，自1949年以來，美台關係一直服務於美國的戰略利益，現在無論美國帶著什麼樣的戰略目的重返亞太，美台關係必然會繼續服從於美國的戰略需要。因此，美國是要維持一個被強化的有挑釁性的美台關係，還是維持一個被淡化的有所顧忌的美台關係，取決於它的所謂亞太再平衡的戰略目標。如果美國需要一個可以容納逐漸強大的中國的亞太新秩序，需要一個合作互利的中美關係，它會選擇弱化美台關係的負面影響，將美台關係謹慎地維持在一個有限的水準上；如果美國決定以其一貫的強硬姿態重返亞洲，將中國的崛起視為破壞因素而企圖繼續主導亞太格局，那麼它會選擇強化美台關係。美國會選擇走哪一條路，目前還不能確定。從美台關係來說，要美國改變《與台灣關係法》所主導的對台政策目前並不現實，美台軍售問題也始終沒有解決。但是，可以判斷的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上升和中美戰略合作的日益重要，美國利用台灣制衡中國的顧忌和現實困難肯定有所增加，在兩岸之間保持戰略模糊將會越來越困難，當形勢發展到美國對台售武的成本與代價超過其戰略收益時，《與台灣關係法》所維繫的美台關係就會發生重大改變。
台灣的“戰略安全感”：挑戰與轉機
長久以來，在中國大陸、台灣與美國之間的戰略關聯中，存在著這樣一條以軍事關係為主軸的惡性循環鏈條，即中美軍事不信任與戰略對抗、美台軍售關係、兩岸關係對抗。軍事安全問題與戰略利益直接相關，在中美台三方之間扮演著一個微妙的警示器角色。從1949年維持至今的美台關係在本質上是一種軍事關係，1979年前以共同防禦為內容，中美建交後則以軍售為主要內容。這種以防禦和軍售為主軸的美台關係，對美國具有戰略意義，不僅關係到美國軍火企業的經濟利益，而且關係到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對於台灣來說則是最大的安全保障，關係到台灣的戰略安全，關係到當局的執政能力和執政合法性。台灣仰仗美國的，既是軍事安全，更是由此而獲得的“主權存在感”以及與大陸打交道時的“安全感”。在當前兩岸實力差異懸殊而且缺乏足夠的政治互信的情況下，台灣與大陸打交道需要信心支撐，即自信“台灣是可以抵禦大陸軍事威脅的，是安全的”，心理依據即是台灣有美國的安全承諾，美國有大陸無法觸及的國內立法“與台灣關係法”。
但是，在兩岸和解的形勢下，這種只有美國才能提供安全感的傳統意識越來越多地面臨現實的挑戰。挑戰之一在於，美國正在亞太重新佈局，要為中美關係設置新議程，避免因第三方因素而導致關係緊張是其中的重要內容。與“以台制中”的保守觀念和“棄台論”的激進觀念不同的是，美國國內有一種更具現實主義色彩的持中主張認為，美國不會拋棄台灣，但是需要調整美台關係的新空間，傳統的美台軍事關係可能會為重返亞太戰略帶來不必要的風險與麻煩，而且美國難以長久擔負維持台海力量平衡的角色。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台灣安全問題專家威廉．莫瑞認為，台灣採購高價的武器系統存在很大風險，一旦兩岸發生軍事衝突，台灣可能還未來得及反應，其空軍和海軍基地便已經受到來自大陸的重創，而中國大陸也可能會誤判，認為進攻來自美國的飛機或軍艦，從而引發更大規模的戰爭並使美國陷於不利的處境。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研究員理查德．方塔尼則認為中國大陸通過密切的兩岸經貿關係已經掌握了日後足以影響台灣政治抉擇的“非軍事手段”，他建議美國應該協助台灣發展與其它國家或地區的經貿關係，唯有如此，才不至於使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大陸。⑩佛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發表的報告《與中國關係的前景》也認為，台灣問題的解決不是一個軍事問題，美國應該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來討論這個問題，美國售台武器是惡性循環的一部分，使得這個本來是政治性並且越來越具有經濟性的問題，總是在軍事領域進行，美台關係需要一個比軍事更廣闊的發展背景。這些學者們的觀點代表著一種較有現實的調整方向，即美台軍售關係如果讓位於美台經貿關係，不僅美台關係可以繼續維持，而且中美關係也將受益。台灣要真正免受安全威脅取決於兩岸的和平態勢而非美台軍售，既然兩岸已經進入較難逆轉的和平發展階段，台灣的安全在事實上已有一定保障，美台之間經貿關係就更有發展意義和空間，繼續依賴對台軍售將是一種成本更高、風險更大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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