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7日電／香港《大公報》17日發表題為“香港可借鑒英警處理占領手法”的文章，作者：李俊。全文如下：
“佔中”結束，警方順利清場，香港重回久違了的安寧。雖然如此，仍有許多地方值得各界好好總結與反思。當中尤為重要一點在於，警方在處置大規模違法行為的權力與手段是否足夠與恰當？反對派政客常常攻擊警方“濫用警力”，在他們口中，似乎在這方面還存在一個“國際標準”。如果真有警方手法的“國際標準”的話，事實上香港警隊無疑是過於“容忍”了。莫說美國警察，僅以英國為例，《警隊改革與社會責任法案2011》賦予了英國警方近乎“極權政府”的權力，連一張地席、一個帳篷都不允許置放，其對待示威者的武力更非香港警方所能企及。這個角度而言，香港警方無論是法定權力、可採用的手段等，都可考慮借鑒英國警方，尤其是政客已揚言“佔中暴力”，必須未雨綢繆。
包括王卓祺等在內的學者，在評論香港“佔中”問題時，都曾引述到英國警方的處理手法，並將兩地作一比較。當然，英國是英國，香港是香港，兩者存在巨大差異，不能作簡單比對。而在警隊權力及其使用問題上，也不能籠統地作一個總結性結論。但是，從“佔中”79天來所暴露出問題來看，香港警隊面臨巨大的壓力，也處於一個“磨心”位置，當中關鍵一點在於，法律儘管有所授權，但卻未作更加清晰的授權；警方縱使有權力，卻被重重限制，無法直接清晰地行使權力，特別是在面臨大規模的違法行為之上。因此，在這方面，學習英國的一些處理方法，顯然有其必要。
第一，可考慮在法律上給予進一步的授權。以嚴苛著稱的英國《警隊改革與社會責任法案2011》在該國議會順利獲得通過，出乎許多人意料。在這英國法例之下、某些地區包括中央公園毗連的小路、也被劃為“受管制區域”。“受管制區域”之內嚴禁進行許多活動例如使用揚聲器製造噪音。法例亦禁止搭建帳篷或任何專為“用作於某地方長期或短期逗留或睡眠”的設施。還特意訂明、即使是法例生效前搭建的帳篷也不可幸免。
香港著名資深大律師清洪早前在一篇文章提及，該法例賦予警方更大權力，在預計將有刑事罪行發生之時，可沒收物品及強迫民眾脫去如口罩等掩飾工具。法例更授權法庭在定罪之後、頒布任何防止示威人士於“受管制區域”內進行任何違規活動的合適命令。清洪為此還翻查過有關於“佔中”示威者的香港法例，未有發現任何如英國般嚴厲的條文。
為什麼英國如此“民主”的地方能通過這樣的條例，而香港卻不能？當局是否可以考慮修改《公安條例》賦予警方更大更清晰的權力？當然，當中涉及複雜問題，需要認真研究。
第二，應對警方提供更大資源，以應對“暴動”的出現。“佔中”縱使失敗，但其發起人戴某聲言香港不排除發生“暴動”。這固然可被視作是“危脅”之言，但一場“佔中”已令警方疲於奔命，更何況是更嚴重的暴動事件？從香港被撕裂的社會氣氛、從政府的責任角度上看，必須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及警戒，更應未雨綢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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