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3日電／香港《大公報》23日刊發題為“法辦‘占領’首惡以絕後患”的文章，全文如下：
“占領運動”在歷經79天後，萬幸地和平地結束了。但是，整個事件還不能說完全終結，因為尚有一個“尾聲”，那就是對幕後黑手、“佔中”發起人、“占領”帶頭人、“雙學”三小子、自首人士、被捕人士、以暴力衝擊政府總部和立法會的暴徒等等的依法處置。這方面，要處理得合理合情、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寬嚴適中，粗略想來，絕非易事，說得“酷”一些，還真可能會“考起法官大人”。這裡有客觀因素構成的影響：一是“占領”行動在香港“史無前例”，法律或司法方面均無先例；二是“占領”行動含有明顯且重大的政治因素，這就給檢控及裁決都增加了相當的難度。
檢控難度大“考起法官”
困難雖然顯而易見，但客觀上對前述人人等又不能不依法作出懲處。香港作為法治地區，法律不會也不應為任何感情而動搖。現時有不少人提及對學生身份的違法霸路者宜如何“網開一面”，必須嚴肅地指出，這不是法律，這只是人情。就“占領”而言，倘若對違法者因是年輕人而“法外施恩”，就有可能因姑息而成為日後再來一次“占領”的一個誘因。古羅馬時代的哲學家奧維德在《歲時記》就說過：“法律是為了不讓有些人隨心所欲而制訂的。”因為有些人自恃年輕、自恃是學生，就可以無法無天，就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這還能說是法律或法治嗎？
《資治通鑒》有言：“世有亂人，而無亂法。”“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這次對“占領”的違法者，尤其是一些幕後黑手、帶頭人及暴力分子，假如對之實行“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法律就不再是“天下之公器”。例如，對那幾個用鐵馬撞破立法會玻璃門的暴徒，不管他是不是學生，均必須依法重判，以戒後來者。
對文首所提及的那些與“占領”相關的違法者，法律必須予以懲處，否則，就像英國大詩人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所說：“我們不能把法律當作嚇鳥的稻草人，讓它安然不動地矗立在那邊，鳥兒們見慣以後，會在它頂上栖息而不再對它害怕。”對過去政治性示威案例中，法官在判罰時所表現的仁慈，讓那些不知好歹、不知悔改的違法者“沒有怕”，這或許也是這次長達79天“占領”的其中一個成因。對於這一類的違法者，包括“示威專業戶”和一些激進組織的知名成員，法官更不能仁慈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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