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成按揭”這樣的民生大事，如果我們的金管局在做決定之前，要考慮民意，要照顧年輕人向上流動的冀盼，又要安撫年輕人因買不到樓而對前途感到絕望的苦痛，然後來一番公眾諮詢，我們的金融體制還能夠有效運作嗎？
相對來說，香港機場管理局為興建第三條跑道，在公眾參與和公眾諮詢方面大費周章，以緊貼民意。這些工作是理應做的，而機管局在這方面也是幹得挺出色，透過緊貼民意，確保決策過程能充分顧及公眾對環保和經濟效益的憂慮。但最終是否上馬，是以專家團隊經過詳盡分析的結論為依歸，還是由民意主導？今天激情的環保民意是否能夠充分顧及七、八年之後機場飽和可能對香港造成的傷害？到時，飄忽的民意會反過來責難行政機構缺乏長遠規劃的眼界。
正是因為大多數人一時激情的民意不一定是最理性的長遠選擇，故此北美和歐洲民主國家的政治架構中，有憲法條文和高效的非民主組織，包括大學、智庫、政治獨立的執法部門等，對政府的權力和大多數民意的傾向，作出指導或約制，以防止選票主導而引致的民粹主義和短視的近利民意傾向。這樣才能確保自由，尤其是少數人的權益和自由。美國前總統喬治.布殊就是藉著九一一後急劇膨脹的民族主義和右翼鷹派勢力的抬頭，挾民意而侵略伊拉克，對國際慣例的踐踏猶甚於俄羅斯總統普京對付克里米亞。這是對民主制約失效的惡果。
越是民主的機構越是不能有效運作，越是不能贏得公眾支持。這現象不是香港獨有的，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美國學者扎卡里亞在《自由的未來》一書中，對西式民主的不足有深入的分析。他觀察到，北美和歐洲在近代歷史與其他地區國家最大的不同，不是民主程度的差異，而是憲政自由主義。這些國家把依法執政放置在管治的核心地位。
大部分由普選產生的領導人深受民意壓力，難免要討好選民，導致施政困難。民主有利於施政能緊貼民情，但有損當權者施政的有效性。這也是美國不停輸出不受節制式民主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如果今天的中國奉行多黨競爭式的一人一票民主，最高興的會是美國，因為這樣的中國不可能超越美國。中國以現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模式，作出跨越式的進步，不斷進行制度優化，撲滅貪腐，強化法治觀念，進而實現依法執政，依憲執政，包括釋放異見人士劉曉波等，則定必能使國富民安，改善十三億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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