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7日電／2009年8月14日，郴州市原市委書記李大倫因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李大倫在位時，特別喜歡別人稱他為“官文人”。李大倫曾出過兩本書，一本是《大倫書法作品集》，定價418元；一本是《歲月如詩》，定價35元。有關部門查明，上述書均通過市委宣傳部向黨政機關強行攤派，幾年下來，淨賺3000餘萬元。（1月25日 《現代快報》）
在這個盜版橫行、原創勢微的年代，通過2本書獲利3000餘萬元，應該是一個不小的奇跡。單從數字上看，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勵志的故事，是後輩們繼續筆耕不輟的動力、爭相趕超的目標。只不過，別人最多也只能膜拜一下，因為“官文人”的成功不可複制李大倫的書全部由市委宣傳部向黨政機關強行攤派，而不是公開渠道發售。這顯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2011年底，長沙監獄舉行了一場落馬高官匯集的書畫拍賣。結果，五件作品才賣了6000多元。而這，甚至還不到落馬官員中任何一位曾經一件作品的小小零頭這才是官員墨寶的真正市場價值。由此及彼，不難推斷《大倫書法作品集》418元的定價，多麼的虛高！而虛高價格的背後，是權力的溢價。正是權力的驅使，售書才成了攤派，成了硬性的政治任務。
事實上，攤派售書是文化腐敗絕佳腳本。在這裡，售書獲利的多寡完全與藝術價值、市場營銷策略、作品定位無關，而單純成了反映權力價值的工具。權力的大小，決定了作品的發行區域的大小，也直接決定下屬單位“買單”的力度，這實際上也決定了發行量的大小。而買賣雙方的關係，也暗含著複雜的利益輸送。試想，那些在售書中賣力吆喝的文化官員，能不被“另眼相看”麼？
對有關部門而言，“售書腐敗”也是一個提醒披上權力的馬甲，任何微小的細節，都可能成為撈錢的工具。在日常工作中，相關部門往往對實物受賄，盯得死、管得嚴。然而，隨著官員“反反腐”的能力不斷增強，這種明面上的腐敗，會越來越小。而穿著商業“外套”，在藝術、商業的邊緣游走的變相賄賂、雅賄，會成為腐敗的另一個出口。相關部門必須要給與其迎頭痛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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