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方指控，物流監控六科7名關員收受物流公司“好處費”，放行問題車輛。證據顯示，物流監控六科自2011年10月就已開始收受“好處費”，一直持續到2014年3月案發之時。
李國強在庭上說：“快運裝載貨物比較雜亂，填單如果一一列舉比較麻煩，快運公司想盡快通關，如果被查到（貨物）與單子不符，打回去重新辦理的話需要5天時間。打了招呼，我們就放了。”
科員黃延彬在庭上當庭認罪並表示，根據李國強的指示，他作為聯繫人負責與4家物流公司聯絡。如果物流公司的貨車被海關風險布控部門確定為查驗車輛，物流公司會給其與李國強發短信，然後其將信息轉發給當班的副科長和科員，直接放行涉嫌走私等違法行為的問題車輛。按照6000元/車（目的地為廣東省內）或1萬元/車（目的地為廣東省外）的標準向物流公司收取“好處費”。
由於私放車輛需要多個環節“通力合作”，收下的這些“好處費”科室便進行內部“統一分配”：科長12%、在轉關查驗台值班的副科長17%、不在轉關查驗台值班的副科長每人5%、負責查驗的關員每人15%、聯繫人8%、留存科室經費8%。
留存科室經費作為“公賬”由黃延彬保管，當其於2013年3月被調離物流六科時，“公賬”上有10萬元餘額，移交給下一任“聯繫人”。黃延彬在庭上說，“公賬”一般用來科室聚餐、活動等花費，“但由於那段時間正好是上面風聲比較緊，很少出去花錢。就算科裡面有聚餐，也是物流公司去安排的”。因此，較少動用到“公賬”。
換領導不換“腐敗規則”
為了預防腐敗，權力部門普遍實行輪崗制度。令人震驚的是，在物流監控六科科長、副科長、“聯繫人”的人事更替過程中，腐敗鏈條卻始終未斷，而是“代際相傳”下來。繼任的物流監控六科的科長和副科長們把腐敗規則也“繼承”了下來。正因如此，因參與科室腐敗黑幕而落馬的7名關員中，有前後任的2名科長、3名副科長、2名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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