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向北京大學和社科院都寫了書面說明表示道歉，畢竟我的文章存在學術規範錯誤，客觀上給兩個單位的名譽帶來了損害。
法制晚報：你自認為是個“學術不端”的人嗎？
於艶茹：我是一個有著學術信仰和研究熱情的學者。七年前，我放棄了一所211大學的教職，執意要到北大繼續追求世界史的學術理想。我29歲開始學法語，一年通過了大學法語四級考試，還要到法國交流學習，還要修學分、發文章，寫博士論文的那段日子更是黑白顛倒地過來的。總之，我不是學術混混。
法制晚報：有人說你是為了申請博士學位才鋌而走險。
於艶茹：我在寫作這篇文章時，已經發表了三篇史學論文，另外還待刊兩篇。而北大申請學位的要求只是發表或待刊兩篇即可，我早就達標甚至超標了，根本不存在為申請博士學位而“粗制濫造”一篇“抄襲”文章去鋌而走險的現實需要和主觀動機。這篇文章與我獲得博士學位沒有關係。
關於學位
“北大對我處理得過重”
法制晚報：北大校方有沒有審查你的博士畢業論文？
於艶茹：博士論文和其他在讀期間發表的文章都被審查了，結論是符合規範。
對於發表在《國際新聞界》上的那篇文章。北大進行的長達四五個月的調查處理過程中，只是在去年9月9號，調查小組約談過我一次，詢問關於文章的問題。其餘的時間，我一直處於“缺席審判”的狀態。形勢時好時壞，我仿佛在斷頭台上上上下下了好幾回，那段“刀壓脖子”的日子，比媒體轟炸的時候還要難熬一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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