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九流”已遠不能刻畫當今時代的“人以類聚”，階層式的社會結構劃分也不能精准描述分眾化的社會群體。利益分化越來越呈現分眾化、碎片化特征，同一藍天下，農村人、城裡人、農民工、非戶籍常住人口等，改革訴求指向不同，利益期望未必重合；“同類”中，存在諸如有車族、有房族與無車族、無房族之分，有工薪族與“食利”族之別；同一人還有多個細分“身份”，多“身份”、多面性、多訴求集於一身，不停“游走”在多個類別中，改革訴求在同一人身上甚至表現出衝突性背離。
不同“類”、不同“身份”之間，利益未必交集，聯繫未必緊密，但即使利益不相幹，聯繫鬆散，往往也能產生瞬時聚合效應。而串聯這些無交集“利益”的紅線，常是借助炒作某一事件某一個案而引發社會關注，利用網絡、朋友圈“一呼百應”，組成“民意集團”，孤立事件甚至是假新聞也可能演變為群體性事件，衝擊改革方案施行。
由分眾化、碎片化小團體匯合成的“民意集團”，對改革的梗阻影響常表現為“失落情緒”的無厘頭宣洩，而這種“失落情緒”主要源自改革期望值的不滿足。比如國企下崗職工、城市非戶籍常住人口、二代農民工，他們最盼望解決再就業、徹底打破“戶籍歧視”、農民工市民化等，如果遲遲得不到解決或者達不到他們的“期望值”，就會對改革“心灰意冷”，容易產生“被拋棄感”，改革焦慮情緒就會上升，“任性”爆發，甚至不加思考地對良好改革舉措都打問號。在一些群體性事件中，之所以“圍觀”者眾、“助威”者多，大都出自這種情緒性宣洩。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因改革期待滿足感不高造成的“群體性盲動”，會被其他一些有意阻撓改革的利益集團以“民意”之名加以利用，混淆社會輿論，影響改革推進。
對這部分群體，應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一定要注意把深化改革與改善民生結合起來，讓普通百姓、弱勢群體、“失落群體”，實實在在成為改革增量的“受益群體”，在不斷增強“獲得感”過程中，溶解梗阻因素。
全面深化改革啟動以來，“抓落實”“抓到位”成為習近平強調最多的“關鍵詞”。消除梗阻、解決問題，將成各級領導必然面對的常態。在去年12月30日舉行的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對已出台的具有重大結構支撐作用的改革，要抓緊出台細化實施方案，堅決消除“中梗阻”“腸梗阻”。對已經出台的重大方案要排隊督察，及時跟蹤、及時檢查、及時評估、及時整改，重在發現問題。春節前夕，習近平在同陝甘寧部分市縣委書記座談時再次指出，市縣一級領導幹部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積極作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