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朋友圈裡醫療健康帖增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眾健康意識的提高。只有有了健康意識，公眾才會主動去獲取健康知識，掌握了健康知識才有可能帶來行為上的改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微信朋友圈中分享醫療健康文章不是壞事，但是對阻斷錯誤健康知識的傳播提出了新的要求。”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馬冠生說。
“造謠者往往利用公眾恐懼死亡、疾病的心理來製造噱頭，傳播錯誤健康知識。”中山大學互聯網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張志安教授指出，“實際上，造謠傳謠者背後往往有著很強的商業利益驅使，不少公眾號通過造謠文章博取點擊率出售廣告，甚至直接推銷產品。”
相比造謠者“幹勁”十足，辟謠者卻明顯缺少動力。馬冠生告訴記者，由於每天的診療任務繁重，還有科研論文需要撰寫，大多數醫學專家並沒有時間進行科普文章的寫作。
“科普文章儘管有可能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但並沒有納入學術業績考核體系，不會因此在業內獲得更高的聲譽，進行職稱評定時也不會作為一項指標。一條閱讀上百萬的微信不會比一篇引用量僅僅幾十的權威期刊論文管用。”王雲亭告訴記者，有些謠言要證偽需要科學實驗作為支撐，比如傳播甚廣的骨頭湯補鈣，但這樣的基礎性實驗並不會納入科研考核，科研人員從事這項工作也缺少動力。
實際上，辟謠文章除了數量較少，質量也不容樂觀。“科普文章寫作不僅需要專業知識，還需要一定的表達技巧，既懂醫學又有很好文學素養的人相對較少。”張志安說。
“不少健康文章採取真假混雜、以偏概全或者不斷推論的方式，即便是專業機構想要驗證其是否科學也並不容易。”馬冠生說。
在張志安看來，現在公眾雖然關注健康，但是健康知識還比較有限，客觀上影響了公眾對謠言的判斷，公眾的傳媒素養還有待提高。
由於微信用戶眾多，各種新的“偽科學”帖層出不窮，鑒別成本很高。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即便認定為謠言，常常僅僅是删稿了事，造謠傳謠者的違規成本卻非常低。“相比政治、時政謠言，健康類謠言的社會危害不是那麼直接，法律上很難給予嚴厲制裁。”張志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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