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美國智庫越來越走向國際化。一方面，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使它更廣泛地涉足全球各地區的事務，必須時時應對來自全球的挑戰，需要智庫提供具有全球性視野的解決方案和建議；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經濟、社會問題不少，超級大國的地位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美國更需要轉移國內矛盾和應對國際挑戰。美國智庫也隨之越來越國際化，研究方向從原來冷戰時期主要針對蘇聯等國家轉移擴大到研究各主要地區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
此外，美國智庫隨著亞洲特別是中國的崛起，以及美國全球戰略中心向亞洲轉移，越來越重視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探索中國的崛起對亞洲局勢的深遠影響。近幾年來，美國智庫把對中國研究作為重中之重。比如，布魯金斯學會設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並在清華大學設立了清華布魯金斯中心，該中心主要聚焦於中國的崛起及其對美國、中國鄰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影響。布魯金斯學會會長斯特羅布塔爾博特認為，中國“和平發展”是一個好的口號，“和諧社會”也是一個好的口號。他還強調，美國、中國和印度三角關係非常重要，而且無論是美中關係、中印關係還是美印關係目前都很好。在未來幾十年內，美、中、印三角關係將決定世界的格局。
關於中國的熱點問題，美國智庫也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比如，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高級顧問葛來儀（BonnieGlaser）最近在布魯金斯學會舉行的研討會上分析中方在釣魚島海域的行為時指出，可以看出中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行動很有協調性，法律、外交、經濟等手段多管齊下，其協調性好於2010年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表現。又如，美國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伊恩布雷默認為，中日爭端是今年全球最重大的衝突風險，中日爆發嚴重衝突危險系數甚至超過敘利亞。
（來源： 學習時報；作者：許共城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