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智庫機構不斷壯大，結構更為複雜，專業分類也更加精細。有的機構專注於信息收集領域，比如全俄科技情報研究所、社會科學學術情報研究所等。有的機構專注於分析研究，比如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美國加拿大研究所、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經濟研究所等。還有的側重於宣傳職能，比如蘇聯新聞社（俄新社的前身）、蘇聯保衛和平委員會、青年組織委員會、蘇聯亞非國家團結委員會等。
這些智庫機構之間為贏得對蘇共最高領導層的影響力而相互競爭，相互排擠，甚至形成派別，拉幫結夥，搞山頭主義。蘇共中央領導層對這些智庫研究成果的關注度就是衡量各研究所業績的主要標準。
戈爾巴喬夫改革後，蘇聯智庫機構的發展進入新的階段。蘇聯政治體制面臨向市場經濟和民主機制轉型等許多問題，戈爾巴喬夫的領導團隊試圖依靠那些傾向於改革的智庫機構學者。一些學者被直接吸納參與制定新的國策，在新國家機構裡出任要職。比如蘇聯科學院經濟和科技進步預測研究所（1991年更名為國民經濟預測研究所）的 ..沙塔林院士出任國家經濟改革委員會委員，負責制定市場經濟轉型方案；全蘇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總裁 ..扎斯拉夫斯卡婭院士當選蘇聯人民大會代表，成為最高蘇維埃委員；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部的經濟學家 ..阿甘別吉揚院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經濟問題顧問；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 ..普裡馬科夫院⼠士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科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所長 ..阿巴爾金院士出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等。一些智庫專家還嘗試提出新的改革方案以供選擇，比如亞夫林斯基和沙塔林提出的“五百天”改革方案等。
蘇聯解體過程中，蘇共和蘇聯國家意識形態基礎受到重大衝擊，那些為維護和強化蘇聯政治體制而設立的智庫機構可以說首當其衝。在當時的背景下，蘇共黨內智庫的命運尤其令人關注。一些智庫經過變更形式和地位得以保留，但在這個過程中流失了大量的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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