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不善於利用大眾媒體將成果轉化為影響國際輿論的資源。西方知名智庫大多設立了專門的公關部，負責與全世界各大媒體的溝通和聯絡。有些智庫甚至設立了全天24小時開通的“媒體熱線”。雖然越來越多的中國智庫開始從幕後走到台前，專家學者更加頻繁地接受媒體採訪，但更多地還是局限於國內媒體，接受國際知名媒體採訪或者在國際知名媒體上發表文章的還不多。而我國媒體的國際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因此，即使有一些高質量的智庫成果，也難以轉化為影響國際輿論的資源。
二是智庫刊物、著作國際影響力有限。西方知名智庫一般都有一份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刊物，專業性較強，其作者、讀者多為決策者和各個領域的意見領袖。以美國為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外交》、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華盛頓季刊》、布魯金斯學會的《布魯金斯評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外交政策》、傳統基金會的《政策評論》、尼克松中心的《國家利益》等刊物，推出的不少核心觀點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有的還成為主導國際話語的“熱詞”。如塞繆爾·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佐利克將中國定位為“利益攸關方”等最早都是在《外交》中提出來的。但是，受語言等各種因素制約，中國目前還缺少類似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刊物。在這些知名智庫刊物直接用英語發表文章的中國專家學者也很少。
此外，西方智庫出版的一些著作從選題到營銷，都有一套成熟的運作機制，出版後往往能夠成為相關領域的暢銷書，引領話題，影響輿論。比如，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心前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cbcrthal），長期廣泛地研究中國及亞洲事務，著述頗豐，他的著作不僅引發媒體關注，同時也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影響。此外，他與中國知名學者俞可平等合作的《中國的政治發展（中美學者的視角）》、與中國知名學者王緝思合作的《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均出了中文版，反響不小。相比之下，有些中國智庫的專家學者出版的著作在國內影響力還不錯，但國際影響力較為有限，能在歐美國家出英文版著作的少之又少。
三是國際性論壇參與不夠。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近些年國外智庫掀起了“中國研究熱”，經常會舉辦和中國相關的論壇，也希望中國的專家學者或政府官員參與研討，但現實卻是，這些論壇上中國面孔太少、中國聲音太小。而在全球性問題的論壇研討中，更是西方智庫壟斷話語。
此外，我國智庫在吸引國外智庫合作參與研究、在當地設立分支機構等方面均與西方智庫有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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