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些人的“心病”，李恒往往會以一個朋友的身份去為他們分析利弊，“曾有個婚外情的官員來咨詢，當時我幫兩位當事人去做理性分析，建議他們不要弄到魚死網破，否則不好收場。”李恒強調，心理咨詢絕對不幫人做決定。過了沒多久，他再次從朋友那裡聽到該患者賠償了女方一筆錢，加上藥物治療，當事人的病情緩解了不少。
李恒也曾接待過一個患者，尿頻一年多，在京城醫院挨個兒看腎病科、泌尿科、中醫都沒有作用，結果到他這兒依照焦慮症治療焦慮，用抗抑鬱劑，輔以心理治療，很快康復了。其實，那人真正的病因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領導，鬧了心病。
北青報記者還了解到，一線心理醫生接觸的很多公務員病人都有失眠的症狀，這樣“私密”症狀往往更不足為外人道，小範圍知曉。“多數人都表現為心理壓力大、焦慮、失眠等，像上述出現的尿頻、大汗淋漓、類似心梗的神經官能症患者只占到20%左右。”李恒對此解釋道。
官員抑鬱自殺究竟是醫學問題，還是社會問題？李恒答道，近年公務員心理壓力大，屬於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他們承受的壓力和風險都高於一般職業，尤其是位高權重的官，“簽一個字，動輒涉及一千萬的項目，壓力和風險可想而知。”但官員如果因不能說的秘密，抑鬱自殺後，並企圖掩蓋背後利益關係，那麼這心理問題，就不僅是醫學能解決的問題了。
打“心理熱線”的大多是官員家屬
2012年，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詢問中心對20個中央部委共2500名職工進行了一項與壓力情形有關的調研，結果有63.3%的職工認為自己承受著中等以上程度的壓力，其壓力來源除了“職務升遷受阻”外，還包括工作責任、住房負擔、領導工作風格、目睹腐敗與抵擋誘惑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