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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改的文化衝突及其化解”主題的北大博雅公法論壇（中評社 徐夢溪攝） |
他指出，《基本法》條文是根據“居民本位”，而非“公民本位”定義香港國民意識。長此以往，港人治港會向地方主義與本土主義進行演進，無法建立起對國家和憲法的認同。同時，港台現在具有同氣感，讓香港的民主活動具有了區域聯動意義。在這種背景下，有些人提出建立“基本法愛國主義”。我則認為基本法愛國主義是一種溫情而脆弱的想象。首先因為《基本法》有不同闡釋各不相同，一種是國家主義的法理學，以白皮書為代表，另一種是普通法自由主義，以香港法律共同體的歷次闡述與抗爭為代表。
港人對《基本法》的理解也分為兩種：一種是民眾的超文本理解，他們根據大陸領導人講話來理解，影響港人對回歸的認知。實際上，領導人講話只是原則性政治宣誓，與《基本法》有出入。但普通民眾並不理解，產生認知偏差。第二種嚴格的普通法憲政主義，以《基本法》為“小憲法”，以《基本法》中的權利條款為本位，嚴重忽視《基本法》的“政治憲政主義”內涵與面向。《基本法》是義務缺失的高度自治法，港人不納稅，不當兵，不學習內地政治文化與體制知識。《基本法》再教育的實際困難，高度自治權限定了再教育的方式和深度。近期焚燒《基本法》的現象體現了港獨與重新制憲，政治激進主義，非主流，但經常與香港反對派政治運動合流，影響不可低估。
田飛龍最後表示，我們需反思是否應該讓白皮書作為央港之間的共同政治基礎，或是應引入中國憲法。而不應讓中國憲法與基本法之間的關係僅剩31條這樣的條款。另外為了一國兩制長遠演化，要適度引入中國公民概念與義務觀，讓香港青年轉入守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