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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記者 徐夢溪） |
中評社北京6月14日電（記者 徐夢溪）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在12日舉行的以“香港政改的政治文化衝突及其化解”為議題公法論壇中講話。他表示，香港政改事件既體現了利益衝突，也體現了文化衝突，需從身份建構角度尋找問題出路。
陳端洪表示，就此議題，他最關心的是直接的結果，而後是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然後怎麼解決。我們應該思考，究竟是利益衝突還是文明衝突造成現下的僵局？
他說，如果是利益衝突，現在的利益主體是反對派，政改能否通過由他們決定，與百姓、學生利益不直接掛鈎。如此說來，為什麼會有人在立法會門前搭帳篷，搭帳篷的那些人為什麼這樣做？對於政改結果會做何反應。進一步假定，假如立法會議員是為利益投票的，而場外搭帳篷的人是為價值觀投票，即為文明採取某種行動。比如已經發生的佔中，我們可以把青年學生看成是某種文化的載體，來討論構成這些青年學生的文化要素的主體性。我們可以進一步解剖佔中整個過程解剖，包括青年的行為、方式、宣傳口號、出版物、符號等，從中找出暗含的文化要素，然後追問這些文化要素在他們身上的積澱方式。
“港獨”美化殖民統治。問題是這些青年人沒有經歷過殖民時期，卻覺得該時期十分美好，這是教育的結果。此結果的形成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20歲左右的青年人是在不安中出生，對香港的前途迷茫。二是這代人沒有內地的本土概念。過去拜祠堂是“根”的教育，現在不存在了，祠堂由於在大陸被毀壞，他們沒有地方可以回，因此不具備認為內地是本土的概念。三是教育問題。回歸前的教育與回歸後教育的差別在於中國文化教育的差別。大陸在文革過程中丟失了自己的文化，但開放後卻找了回來，這是大陸文化的悖謬。香港文化也存在悖謬，回歸後，大學教育特別強調面向世界、西化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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