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本山顯然明白，逗樂觀眾才是演出的最主要目標。“觀眾愛看”“為大眾服務”一直是他的口頭禪。“現在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學習也累，生活也累，所以對喜劇要求簡單了，他們不想在看的過程中分析這個分析那個，笑就是笑，一句話也許就笑了”。趙本山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談道。
幽默的語言、誇張的肢體、無底線的自嘲、相互的揶揄諷刺，都成為趙氏喜劇逗樂觀眾簡單粗暴卻有效的元素。
一個大規模的笑的時代
鄉土題材的藝術創作中，從來就不乏喜劇的元素。《阿Q正傳》中的阿Q，言論行動中的矛盾、糾結，無不帶著喜劇的諷刺；《陳奐生上城》中的陳奐生，作者高曉聲也是用幽默詼諧的語言將陳奐生這個地地道道的農民，進城後的自卑、自大、心思算計展示得淋漓盡致……
魯迅、高曉聲等一批鄉土作家用戲虐的語言、喜劇的舞台，將農民的歷史命運和生活、精神狀態的悲劇當作喜劇來寫，這種強烈的“反諷”效果，讓觀賞者總會笑中帶淚，“一曲結束”帶來的是無限的思考。
媒體評論員蔡寧禎談道，中國農民文學形象的塑造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從魯迅的國民性批判到趙樹理的“山藥蛋”派寫實，從解放初期的新農民形象塑造到後來鄉村風情的多元化展現……作者對筆下的農村和農民，有眷戀也有批判，有同情也有鞭策，有讚美也有揭露，既有真實的筆觸，也有深刻的思索。然而到現在，一些作品已經失去了戲虐中的內涵，僅靠取笑和嘩眾取寵來取悅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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