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新婚燕爾的索尼婭隨丈夫羅爾夫·漢堡嘉（Rudolf Hamburger，1903－1980）來到中國。漢堡嘉是索尼婭的第一任丈夫，是個建築設計師，來滬是要應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建築師職位。索尼婭特別想為中國共產黨做些工作，來滬之前她向德共中央作了報告，他們認為她的想法太天真，告訴她中共已潛入地下，工作環境極為艱難，不過後來還是通知她，到上海後組織會與她取得聯繫。
到上海最初的幾個月，索尼婭過上了資產階級的奢侈生活，成天不是請客，就是被請，不是打橋牌、打麻將，就是跑馬跑狗。對於這對用全部積蓄購買了單程西伯利亞火車票、因為囊中羞澀不去餐車吃飯而用自備酒精爐做飯的小夫妻來說，這真是另一種活法了！在上海生活的洋人女子不用做家務，也不用管孩子，成天無所事事，又缺乏知識和藝術上的興趣，這讓她無法忍受。隨處可見的中國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難，更促使她急切地想要找組織、找共產黨，去做革命工作，過有意義的生活。
在上海，索尼婭認識了不少新聞記者，其中就有德國《法蘭克福報》駐中國記者、美國人史沫特萊，兩人很快成為好朋友。
相識不久，史沫特萊對索尼婭說，會有一個共產黨員來找她，是個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此人正是佐爾格，當時他的公開身份也是德國記者。達成合作意向以後，佐爾格交代給索尼婭的工作只是提供一個房間讓佐爾格小組成員會面，而不需要她參與具體的事情。就這樣，索尼婭二十年紅色間諜的生涯開始起步。
革命者的家屬如何成為地下工作者
工作的第一步，索尼婭就鼓動丈夫從朋友家搬出，在霞飛路1464號租了一套幽靜的聯排式花園洋房，空間獨立，又不落單，利於佐爾格與同事開會議事。每周一次的下午會議，索尼婭從不參與討論，只是承擔站崗放哨的任務，有時她也把茶水送進開會的房間，不過為了不引起傭人們的懷疑，她很少這樣做——上海灘哪有洋人主婦自己端茶待客的！只有其他成員離開後，佐爾格才與她閑聊，當然他是要通過談話來了解和考察索尼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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