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歸，是香港歷史上最明顯的分水嶺。不過，如果有人以為改變只源自回歸，那就是嚴重謬誤。1997年象徵改變，但在此之前，其實早已出現巨大而徹底的變化。
這些變化包括數碼革命，不但拉近各地距離，將世界“抹平”，而且將新型的專門生產模式帶到全世界。中國經濟騰飛亦是其中一個變化。
回歸18年，事實擺在現前。除了金融，香港未能重新定位，在全球生產鏈中找到一個具競爭力及高增值的位置。本港製造業流失，相關技能及文化隨之而去。傳統高價值行業例如航運與物流，亦逐漸喪失競爭力。旅遊業曾高速增長，但以往過分依賴內地訪港旅業帶來的“快錢”，現正經歷轉型陣痛。
更甚者，在中國復興的新格局中，香港仍未找到自己位置。國內經濟強勢，部分港人感到自尊和自信受損。因此，現在香港要培養國民身份認同，以及促進社會全面理解“一國兩制”下港人的責任和可以得到的好處，就更加困難。
要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遠遠不只是特首的民眾授權。事實上，要解救香港脫離當前政治僵局、經濟困境及社會分裂，需要一輪龐大的社會經濟革新工程。
無疑，民眾授權對此有所幫助，但環顧世界近期事件可知，若憑借民眾授權鋌而走險，挾民意“鬥拋”，隨時令國家及人民陷入災難，希臘便是一例。即使通過直接民主方式量度民眾意願，例如英國就蘇格蘭獨立舉行公投，亦未必能夠消弭政治分歧。相反，這樣訴諸群眾的做法可能會激起社會情緒，釀成更大社會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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