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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智文在今年的香港書展上，推出了新書《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香港9月1日電（記者 莊恭誠）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各項活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當中。而香港在這段歷史中有哪些不為人所知卻值得一提的故事？一些歷史事件是否可以有新的角度去詮釋？香港人是否比以前更熱衷於了解歷史？了解抗戰歷史除了以史為鑒、珍惜和平外，對於香港的未來發展又有什麼不一樣的啟示？香港浸會大學助理教授鄺智文博士，近日就這些問題向中評社記者一一解讀。
都說歷史由勝利者書寫，一些評論家更將部分對歷史的演繹斥為“政治工具”。作為近年新冒起的香港歷史學者，年僅30歲的鄺智文素來以獨特的眼光研究歷史。一些為人所熟知的事件，經這位年輕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去重新審視，便有了新的理解方式。而對於抗戰時期的香港歷史，鄺智文也有著自己的看法。
少人問津卻值得一提的“合作者”問題
在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對於香港的抗戰歷史，多從英軍抵抗的角度去闡述。而對於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的抗戰經歷，則要等到九七回歸之後，才被特區政府官方正名。
而香港中學歷史科對於抗戰歷史的教學，在回歸後也逐漸發生了一些轉變。鄺智文指出，以往中學中國歷史教程提到抗戰歷史時，大多只談中國抗戰，亦把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或香港的經驗分割來看；現在則開始出現關於香港的內容，並從世界角度看，是好現象。
1941年12月8日，在偷襲美國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翌日，日軍跨過深圳河，進攻香港。12月25日，時任香港總督楊慕琦宣佈投降，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由此開始。
在這當中，鄺智文認為有不少值得一提、目前卻不為人所熟知的歷史故事，例如：香港淪陷前在英國對德戰爭中的支援、香港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世界戰局的重要性、香港不同族裔人士在戰爭期間的經歷、複雜的“合作者”問題以及香港於1945至1950年期間如何從戰爭中恢復等。
以“合作者”問題為例，鄺智文向中評社記者解釋：“‘合作者’以往只被簡單地視為“漢奸”，但當時政治、族群以及身份環境均非常複雜，不少合作者亦出於生存或在被強迫之下協助日本人，例如在佔領區生產糧食者，無可避免要去協助養活日軍，因此不能一概而論。”
羅旭龢（Sir Robert Hormus Kotewall, 1880-1949）的經歷便是“合作者”的其中一個案例。香港淪陷前，羅旭龢的社會地位已十分顯赫，先後在政商界嶄露頭角，並以港英政府華人代表的身份，成為中英、官民之間的溝通橋樑。然而在香港淪陷後，羅轉任日本軍政府華民代表會主席，協助日軍管治香港。
1945年香港重光後，羅旭龢向復任港督一職的楊慕琦提交了長達66頁的報告，以解釋日佔時期任日本軍政府華人代表的前因後果，但未獲接納。雖未被英國政府追究叛國行為，但他仍被港英政府列入黑名單，終身不得錄用。當時的廣東省政府也將其列為漢奸之一。自此，當年與何東（家族後代包括“賭王”何鴻燊）、伍廷芳（香港立法局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中國近代著名外交家）等香港上流社會人士齊名的羅旭龢，便少有參與社會活動，並於1949年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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