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長女張松濤出生。孩子剛能坐起來，村裡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就敲開家門，主動為孩子上了戶。也是在這一年，我國第一代身份證及相關制度開始使用施行。
女兒滿月之時，開心的張伯增邀來親朋，擺席慶祝，但種地為生的張伯增也始終認為，家裡孩子要多一些，這樣熱鬧。此外家裡必須要有男孩，能下地幹活。
而此時，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剛滿兩年，各地對超生處於嚴防嚴控狀態。村裡的房前墻後刷滿各種計生標語，婦聯主任帶領著十餘名計劃生育宣傳員，挨家挨戶講政策，“嘮嗑時聽到誰家懷了二胎，宣傳員們會多次上門做工作：孩子不能留。”
張伯增回憶，即使脫口就能說出各種計生宣傳語，但這並無法阻止自己的添丁念頭，王茂臣也支持丈夫，“為他生孩子是理所當然的”。
1986年，張家老二出生，如張伯增所願，是個男孩。
“計生事故”
然而，男孩的出生並未讓張家就此停止添丁，反而像是打開了一道合不上的閘。此後間隔短或兩三年，長則六七年，其餘兩男三女五個孩子接連出生。
這個7子家庭對村裡來說是一場“事故”，一名曾參與計生工作的村民說，村幹部曾多次告知張家，超生一個孩子，會影響整個村、鎮、甚至區縣的績效考核，孩子上戶也是難事兒。
多名村民證實，因計劃生育衍生出的“一票否決制”，導致村裡超生不敢上報，擔心被扣除績效、抹掉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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