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東盟在未來亞太共同體中應處於中堅地位；
其五、要給予亞太共同體的倡議以更多的實質性內容。
因此，我在2015年擔任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主席之後，特別成立了一個政策委員會來繼續研究未來的亞太地區架構，包括創建亞太共同體的可能性。時下我們致力於：推動改革地區架構的共識，研究亞太共同體在實踐中的具體可能。
實現亞太共同體的可能路線圖
我認為，基於東亞峰會（EAS）這一區域內新興的機構安排，有可能逐漸建構起一個更具活力的泛區域性機構。東亞峰會已經有一個涵蓋政治、安全、經濟和其他地區挑戰的使命，即2005年吉隆坡宣言。東亞峰會的成員國及觀察員國包括中國、美國、俄國、印度和日本等大國，足夠使這一機構繼續發展擴張。此外，東亞峰會的基礎是東盟十國，而由於東南亞在東北亞和南亞之間的“搖擺點”的戰略地位愈發顯著。在幾十年的時間裡，東盟在區域一體化方面也積累了成功的歷史經驗。
東亞峰會的意義在於，其理念和行為均以東盟為核心。東亞峰會的13個成員國和5個觀察員國包括所有與該地區未來戰略穩定有直接關係的國家。因此，沒有必要再成立新的機構，也無需決定應該招募哪些國家為新會員。這些問題已在東亞峰會成立時得到解決。此外，未來亞太共同體的宗旨可以遵循2005年首屆東亞峰會的吉隆坡宣言。該宣言涵蓋政治、安全、經濟以及其他形式的泛地區合作，成員國無需就新宗旨進行談判，這個難題（尤其對於美國而言）已經解決。而且，關於條約架構，東亞峰會所有成員國均已簽署並批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基於上述所有因素，我認為東亞峰會可以逐步發展為亞太共同體。這與習近平主席最近所提出的“堅持亞太大家庭精神和命運共同體意識創造和實現亞太夢想”，是一脈相承的。
那麼，以東亞峰會為基礎，構建亞太共同體，以主導和實施政治、安全和經濟合作的綜合性、泛地區機構，如何實現？
首先、以2020年為目標時間，就“東亞峰會轉變為亞太共同體”達成一致，以便有充足的時間確定一個各方同意的未來運作的範圍；
其次、由東亞峰會／亞太共同體直接管理現有的東盟防長擴大會（ADMM－Plus）。這兩個機構有著完全相同的成員國。如此一來，亞太共同體不但擁有安全機構， 而且為所有成員國和觀察員國建立了軍事、國防和安全合作框架；
第三、為了將東亞峰會轉變為正常運行的亞太共同體，應建立一個常設秘書處——可以是雅加達、新加坡或者吉隆坡；同時，考慮到亞太地區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其他政策領域面臨的巨大挑戰，需要一個如同布魯塞爾的共同體總部，以逐步加強機構組織能力；
第四、東亞峰會／亞太共同體應為國家首腦級別會議，以確保其最高的政治權威性，並可為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各個方面確定最高政治方向。
對於愈發兩極化的亞洲來說，以上設想都不會奇跡般地實現。構建亞太共同體必須從今天做起，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在未來某一天像讓·莫內1948年寫給羅伯特·舒曼的那樣：“我們已經擺脫了準備戰爭的階段，我們現在開始準備防止戰爭。”儘管歐盟之父們對於歐洲一體化的現實限制、途徑和最終目標存在分歧，但他們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認的。當歐元區增長困境、未解決的難民危機、退出歐盟的可能性等成為國際媒體頭條時，將歐盟視作亞太共同體的潛在榜樣的說法似乎不合時宜。但不容置疑的是，歐盟成功地實現了其歷史任務——消弭了多個世紀以來橫亘在法德之間的安全困境，讓歐洲中心地區爆發現代戰爭變得無法想象，也逐步構建起了歐洲命運共同體。亞洲和亞太地區應該也有如此的期望。
適逢東亞峰會十周年，一個歷史性的機遇窗口在我們面前打開。
以東亞峰會為基礎，構建亞太共同體，以形成和維護亞太命運共同體，時不我待。
（來源：環球時報 作者是澳大利亞第26任總理、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