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的趨勢或可籠統地稱之為 “西方的沒落”，此一趨勢又與非西方世界的興起，特別是 “中國的崛起”息息相關。因此，吾人不免要問：處在這樣的 “歷史關口”，對於未來人類的文明的發展，中華文化或文明可以發揮什麼作用？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個提問，事實上從五四運動的時代開始，幾乎可以說是縈繞一整代的學人與思想家們的主要問題意識，只因時代的偶然因素而中斷了幾十年。改革開放後，舉國一心追求現代化，致力於 “與國際接軌”，於是所謂的 “現代化”，究其實質就是 “西化”。一直要到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後期，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的問題開始逐一浮現，中國人開始摸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這個問題意識才又重新引起關注。由於此一 “大哉問”牽涉的範圍甚廣，而作者的專業領域則是在國際關係學，限於個人學識，本文就僅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思考討論這個問題。
二、“天下體系”：超越西方的國際關係？
國內的國際關係學界回應這個問題意識的典型方式，就是發展所謂的 “中國的國際關係學”或者 “中國學派”，試圖超越源自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並提出一套替代的世界秩序。在眾多的途徑與嘗試中，最引人注目的，可以說是趙汀陽教授所提出的 “天下體系”。趙教授對於現存的 “威斯特伐里亞式”的國際秩序與聯合國體制提出批判，認為它只有 “國際性”，而缺少 “世界性”（world－ness）；這是一種 “非世界”的秩序，因為在此秩序中國家的合法性本身是由 “國家尺度”來背書，而不是基於他所謂的 “世界尺度”或 “天下尺度”；他認為只有採用他所謂的 “天下觀”，才能提供這樣的尺度。為了替超越西方的國際體系的論述奠定基礎，趙教授還提出了許多 “天下體系”與西方思維模式的差異，比如西方的模式是從個人到團體到國家，最後才考慮世界； “天下體系”則是反過來，以 “天下”為出發點，然後往下安排國、家以及個人的關係。再者，就主體與他者之間的關係而言，趙汀陽認為西方哲學遵循的是 “主體性原則”，而中國哲學遵循的則是 “他者性原則”，前者是以自己為思考的核心，而後者則是以他者為思考的核心。此外， “天下體系”還有一套獨特的 “名實論”，當中包括的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 “任何事物都按照它的社會位置以及該位置的社會關係來定義”，換言之，關係先於本體；第二個原則是 “‘做’優先於‘是’”，也就是說， “‘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做什麼因而是什麼’（to do thus to be）”。 這兩個原則都是對於西方主流 “本體論”的挑戰，因此可以說是一種 “哲學—文化式”的超越。
趙汀陽畢竟是哲學家，因而他的超越方式哲學氣味未免稍微濃了點，而國際關係的成分則比較淡薄。但這種拉高思想層次的超越方式，也存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例如郭樹勇教授就提出 “全球共治”的說法，並以中國文化的六大核心作為此主張的靈魂：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仁者愛人的人道觀、陰陽交合的發展觀、知行統一的實踐觀、多元相容的文化觀、義利統一以和為貴的價值觀。另外，王義桅與倪世雄教授則根據中國文化的特點，針對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現實主義六原則，加以改造並提出對應的原則：（一）性善論；（二）國家利好論（傾向於合作）；（三）道德政治論；（四）和諧論；（五）秩序論（以國際關係民主化為實質內涵）；（六）開放、包容的國際體系。 最後，任曉教授也有一種中國式的 “世界主義”規劃：
這一世界主義，剔除其中上下尊卑的成分，可以成為未來世界重要的思想資源，是中華文化可貢獻於世界的建設性的思想理念。其中的五個特性尤為重要，即中國的世界主義是包容的，而非排斥的；關係具有可轉化性；轉化的路徑是文化的，而非武力的，依靠的是吸引力和感召力；轉變的方式是自願的，而非強制的；天下可以和為一家，這是中國的世界主義的最終理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