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種評估不一定有道理。如果要談高超的道德理想主義與博大的學問，更深入的分析探索差異巨大的文化深層基礎，或要深入地瞭解世界各種互有衝突的方法學與哲學，那麼我們不容易找出一個其表現能夠超過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學術界。誰能夠斷言韋伯的頭腦比梁啟超更為靈活敏銳？或以歷史學家而言，誰能夠說湯恩比較錢穆更為博大精深？而海德格在談語言與存在之間的關係時，比唐君毅更深入？杜威把他的知識從紐約帶到中國，但是，在取決中國文化何處該保留，何處該揚棄時，他比熊十力更能幹嗎？或許有人會說，評價中國文化的最高法官應該是最瞭解西方文化的中國知識份子。但我們能不能說，馮友蘭比熊十力，或者胡適比徐複觀更具有資格？
這位漢學家的評論，提醒我們，即使在我們全盤否定自己傳統的時代，我們的學術成就仍有可與西方學術媲美之處。由此可見，中華文明並不缺少豐富與深刻的資源，問題在於我們對自己的文明及其產物（包括學術）缺乏自信。
那麼，我們如何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與文明呢？首先，文明從來都不是孤立的，何況是在一個所謂 “全球化”的時代？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帶著一種世界史的眼光，對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進行比較研究。但如何做好這個工作呢？
要做好文明的比較研究，首先必須避免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陷阱。過去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左派偏好採取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傾向於把把物質條件視為文明的基礎；右派為了與之抗衡，則反而強調精神或思想要素。實則，兩種取徑都是走極端，不合於中道。個人以為，文明是一個整體（totality），涵蓋的層面十分廣，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意識形態、軍事能力等等，因此要充分瞭解一個文明，就必須對它的方方面面都加以研究。這個主張是得自於錢穆先生的文化學的啟發。錢先生認為，文化是一個涵蓋經濟生活、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學術生活等等人生各方面的總體，因此不能用割裂的方式加以研究。他以一個比喻來說明他的文化總體觀：
人類生活之每一部門、每一方面，必然互相搭配，互相融洽，互相滲透，而相互凝成整體。譬如研究台灣人的房屋建築，有些是中國大陸式的，有些是日本式的，有些則是西洋式的。此皆各有淵源，各有來歷，此即其傳統性。而台灣人的房屋建築，又必與台灣人的經濟條件、社會風俗、趣味愛好、智慧境界之各部門、各方面，發生聯繫、發生交涉。若專從建築來研究建築，將是一個建築學者，而非文化學者。同樣理由，專從語言來研究語言，將是一個語言學者，而亦非文化學者。專從宗教來研究宗教，將是一個宗教學者，而複非文化學者。建築、語言、宗教，這些都是文化中之一方面、一部門，但文化是一個綜合全體，包括了這些，綜合了這些，而又超越了這些，有它一完整的總體之存在。若不瞭解這一種人生各部門、各方面交互相聯的內在意義，將看不見這一個總體。
此一 “文化學”的基本原理—文化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連性，以及文化整體之不可化約性，在西方學界也可以找到呼應。例如左派的國際關係學者Robert Cox曾經提出一個非常著名論點：一個結構包含三種重要的力量範疇—物質力量、觀念與制度，這三者間並非一種單向的決定關係，而是具有互動關係。他並提出一個 “歷史結構”的方法，主張研究國際關係必須注意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國家型態（forms of state）、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三者間的互動關係。Cox的 “歷史結構”的提法其靈感是源自Antonio Gramsci的historic bloc（blocc storico）的概念，而這概念又與 “霸權”（hegemony）息息相關。事實上，Cox確實也是也用這個詞來指稱二戰後美國領導建立的政治經濟秩序。 他的分析提醒我們注意，要妥善理解這套秩序，絕對不能只考慮物質力量的因素，觀念與制度對於霸權的維繫也很重要；為了理解世界秩序，吾人也必須同時探討與之相應的社會力量與國家形態。Cox這個historic bloc（有人則稱之為historical bloc）被後來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家所繼承，甚至Peter Katzenstein對 “美國帝權”（American imperium）所做的 “文明分析”，也是含括了制度、科技以及理念等向度，可以說與Cox的架構精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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