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3日電／電影《老炮兒》最近正在各地上映，而其中一段衝突劇情的設置，讓所有看過的人都印象深刻：片中無照經營的燈罩兒被城管沒收了工具，一急之下就砸了執法車的尾燈，而因此被惹怒的執法人員順手也掌摑了燈罩兒，導致場面登時僵住，圍觀群眾也越來越多。
藝術來自生活的提煉，影片現實主義的描寫構造出了一個可能每天都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場景。在這個場景裡，兩組矛盾被凸顯出來，一邊是城市管理的嚴格執法與社會底層的謀生手段在衝突，另一邊是城管執法權威與城管公眾形象出現了背離。
在我國加速的城鎮化進程中，這樣的轉型陣痛無可避免。但同時另一個問題也被提了出來：當城市日趨成熟發達，我們的城市管理體制還是否跟得上發展的步伐？2015年年尾，《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出台，意味著現行的城管體制已經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刻。
日常一線執法嚴重依賴“臨時工”，導致執法權力濫用
“到處是小攤小販占道，居民就投訴城管不作為；但真的執起法來，又會有人指責不給人活路。”這是基層城管執法人員常有的抱怨。因為執法對象特殊，城管從誕生之日起，就沒有停止過與小販的衝突。然而，部分執法人員素質不高，特別是“臨時工”的大量存在導致的粗暴執法，更是火上澆油，成了公眾和媒體抨擊的頑疾。
在多地採訪中記者發現，許多地方的城管局都存在編制內的執法人員數量嚴重不足的問題，需要大量聘用協管員協助執法，一些地方的編制內人員只占全部人員的1／10，導致出現城管執法人員人力資源結構失衡的現象。
即使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08年印發的《城鎮市容環境衛生勞動定額》中關於“市容環境衛生監察、執法人員的定員數，按城市人口的萬分之三至萬分之五另行配備。特大城市和旅遊、開放城市可適當增加人員配備”的規定，全國一線大城市也基本上沒有配備充足的城管執法人員，其他城市更是捉襟見肘。
事實上，城管隊伍在組建之初曾有過細致的編制方案，根據當時城市的規模和人口數量，並結合當時城管的職責範圍確定。可是10餘年來，我國城鎮化在加速，城鎮化進程與行政編制“只減不增”存在突出矛盾，以致許多地方有編制的執法人員大部分都是機關領導，日常一線執法嚴重依賴“臨時工”，這成為了執法權力濫用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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