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融入的長期挑戰
當今的德國社會日趨世俗化、老齡化，雖然已經轉型為移民國家，人口構成不再單一，然而，在短時間內驟然遷入大規模的、文化差異明顯的難民，如此突如其來的變化將會改變之前的社會秩序和社會心理。從長期來看，除了公共資源的分配衝突，德國還將經歷宗教、文化和價值觀的衝突，多元文化並存的社會持續面臨不同生活方式、文化傳承、行為準則和價值觀的共生、矛盾與博弈。面對這一挑戰和歐洲伊斯蘭化的風險，德國政府開出的處方是加強外來移民的融入，要求移民必須上語言班和國情課，入籍前必須通過語言和國情考試，通過語言、教育和文化適應培養後者對於客居國的認同感，尤其是接受德國的基本政治價值標準。
但事實上，在聯邦德國的歷史上並沒有成功實現過移民的社會融入。從五六十年代的客籍勞工移民開始，德國一直否認移民社會的現實，避開文化領域，直到很晚才就移民融入的話題展開討論並採取應對措施。已經在德國居住了一段時間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往往面臨難以融入歐洲主流社會的問題，在生活方式上表現出鮮明的族裔特征，語言知識相對不足，與本地居民接觸不夠頻繁，交流習慣與文化習俗存在差異，存在種族聚居現象，在收入、受教育程度、就業、社會接受度以及政治參與等各個領域總體而言始終相對處於弱勢的境地。對於穆斯林移民群體，很多德國人缺乏了解，更多持有的是一些負面的刻板印象。
當心北非阿拉伯男子！這一警告在科隆事件後在社交網絡中廣為傳播，迅速變成某種負面的刻板印象，一如在之前很長時間里，土耳其男性也曾被視為具有攻擊性的、有暴力和性侵傾向的、對女性不敬的形象。危機當前，難民的收容和安置成為壓倒性的事務，文化融合變成了一個次要的問題，但這終究是不可避免的。對於德國好人們而言，身體力行支援難民只是一時的義舉，在難民居留下來成為自己的鄰居之後，思維與行為方式的鴻溝將成為長期的挑戰，科隆事件則以極端的方式將這種差異展現無遺。
難民政策的轉向
科隆事件究竟是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還是為德國過於慷慨的難民政策提供了修正和破局的機會？無可否認的是，作惡者只是難民當中極少一部分人，不能簡單地混為一談，以偏概全，對穆斯林簡單地保持暴力、愚昧、墮落等極端片面的印象，不能因此否認難民的弱勢群體地位。科隆事件之後，德國大城市、尤其是火車站附近的治安情況每況愈下，難民日益成為地痞流氓的攻擊對象，反伊斯蘭移民遊行喧囂一時。然而，科隆群體惡性事件更多折射出的是德國難民危機管理中存在的巨大漏洞，如果聽任難民的安置與管理成為危及國內安全的重大隱患，岌岌可危的就不僅僅是默克爾的總理寶座，而是整個德國的國家安全。僅僅如科隆市長在事後建議的那樣，女性應當與陌生人保持“一臂距離”，不但無法解決治安問題，反而宣布了政治的破產。政策調整勢在必行。
從目前德國朝野以及民眾的反應看來，科隆事件後，德國沒有馬上關上大門，在邊境直接遣返難民，更沒有討論修改憲法規定的避難權，從原則上修正迄今為止的難民政策。不過，德國政府開始打破政治正確性指導下對於難民犯罪現象的集體失語，著手簡化和加速外國人法中對於難民罪犯的遣返規定，嚴厲刑法的量刑標準，以避免出現類似科隆的失控局面。根據德國現行法律規定，只能遣返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外國人，而且國際法“禁止遣返”原則禁止將難民遣返到可能面對迫害或酷刑的國家，遣返敘利亞或者伊拉克難民有難度。不過，德國內政部和司法部日前已經達成一致，將盡快在內閣推動遣返被判刑難民的遣返，今後判刑一年的罪犯也有望被遣返至來源國，司法部同時在推動立法，計劃對於已經獲得庇護權難民的住處進行嚴格規定。
2016年德國三個州將舉行州議會選舉，這也是2017年聯邦大選年之前最重要的風向標，對此，各大政黨都在嚴陣以待。難民以及與之相關的國內安全問題必成為決定性的競選議題。從歐洲各國近一段時間的經驗來看，右翼民粹勢力往往能在這些方面借題發揮獲得大量選票。為了防止這一點，德國主流政黨勢必採取主動。收緊避難法和加強國內安全，這不僅是科隆事件帶來的後果，也是德國各政黨、尤其是執政黨今後主要的努力方向。
來源：鳳凰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