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一帶一路”是構建沿邊民族地區“發展——安全良性關係”的重要宏觀政策依據之一。
新形勢要求我們必須解決好發展與安全的關係問題，而兩者間良性關係的建立，離不開堅實的宏觀政策依據。“一帶一路”構想的適時提出，為兩者關係的構建提供了這一保障。“一帶一路”構想表面看來更注重經濟領域的合作與謀劃，但認真分析後可以發現，這個構想本身也是新時代中國領導人突破傳統國際關係視野，擴展新型國家間合作方式方法的努力。“一帶一路”構想中明顯帶有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的複合式思考，因此，也必然能夠給沿邊民族地區的發展與國家安全問題帶來指導性的幫助。
再次，“一帶一路”願景若要成功實施，就必須從構建沿邊民族地區“發展——安全良性關係”方面進行更多的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表述中明確提出“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這不僅又一次強調了發展的急迫與重要，也擴展了國家安全的領域與範圍，怎樣在保證總體國家安全的原則下追求沿邊民族地區的真正發展，是發展與安全良性互動研究的目標，也是包括沿邊民族地區在內的全社會的努力目標。
從發展機遇上講，“一帶一路”構想所帶來的不僅僅是直接的經濟利益或物質好處，而是一整套可供選擇與借重的“發展機遇大組合”，對沿邊民族地區而言更是如此。從安全戰略上講，“一帶一路”構想已經跳出了國內發展層面，進入了國際安全與合作領域，因此，未來後續政策的推出也必然直面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關係的結構的重塑、新形勢下中國外交戰略的升級，乃至細化到如何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安全合作等問題，但思考這些問題卻絕對不能忽視民族發展，尤其是路帶沿線地區和國家中沿邊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問題。直白地講，發展固然要促進安全，民族發展與民族地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必須服從服務於國家安全戰略，“一帶一路”構想中的良性關係同樣應當遵循此種邏輯，但是，反過來講，安全盾牌的構築過程中，也必須認真思考民族發展與民族地區發展的重要性問題。“一帶一路”構想已經在經濟開發與發展模式上先行一步，那麼，後續相關國家安全政策的推出，也應當切實考慮如何將民族與民族地區發展統合進國家“一帶一路”宏觀政策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