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8日電／當前，社會上有關信任危機的報道充斥著媒體，如“不敢扶摔倒老人，怕是碰瓷的”等。人們從日常生活中的體驗出發，認為中國社會出現了信任危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際間的社會信任度卻日漸降低；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當今中國社會的信任度尤其偏低，甚至出現嚴重的信任缺失。但是，科學調查數據所顯示的結果與人們的主觀感受並不一致。世界價值觀調查在1981年到2014年間對100多個國家進行了六輪調查，結果顯示，在這30多年裡，世界各國國民對自己所在社會中大多數人的信任程度呈現出總體下降趨勢。對於“您認為大多數人可信嗎？”這個測量社會信任的經典問題，各國被調查者中表示信任的比例從20世紀80年代的34.8%下降到目前的25.4%，30多年間下降了近十個百分點（見圖1）。這說明，所謂的“信任危機”是全球性的，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現象。
64.4%的中國人認為社會上多數人可信
世界價值觀調查同時也揭示了一個有趣的結果：與人們的主觀感受相反，在對於大多數人是否可以被信任這一問題上，在歷輪調查裡，中國都是信任度最高的，且遠高於其他國家。那麼，中國是一個高信任度的社會嗎？社會理論家福山在《信任——社會繁榮》一書中提出，根據在社會中的個體行動者建立合作關係自發性的強弱，可以把各個國家分成高信任度國家（自發社會性高）和低信任度國家（自發社會性低），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相對於日本來說是一個低信任度國家。但是，福山的這一判斷與世界價值觀調查的結果並不相符。從最新一輪的世界價值觀調查（2010—2014年）的結果看，中國的社會信任情況遠樂觀於其他國家；與世界平均信任水平（25.4%）相比，中國人與人之間的一般信任程度（64.4%）高出一倍多。比較各輪的世界價值觀調查結果仍能發現，在30多年中，中國的社會信任度一直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也高於日本、韓國和美國等國家。世界銀行在一份報告中提出，在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國家，其中的工商人士能夠有效地營建“信任網絡”，以培育健康的經濟，這樣的國家更有可能取得經濟增長。和社會信任度低的國家相比，社會信任度高的國家的社會秩序更好，經濟發展更有優勢。單從社會資本的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是對我國較高的社會信任度的一種佐證。
從我國社會信任發展的趨勢看，在過去30多年間，社會信任度呈先降後升的態勢：1990年有60.3%的人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五年後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的比重卻下降到53%左右，這一水平一直持續到2007年；此後，社會信任度又開始上升，到2012年有64.4%的人認為社會上多數人可信。這意味著人們之間的信任關係在最近幾年內得以逐漸恢復。
陶普（Lars Torpe）和洛萊（Henrik Lolle）在其研究中提出，相對於泛化的大多數人，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是一個更有效的測量社會信任的指標。根據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03年和2013年調查結果，對陌生人表示不信任的比例從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3年的52.2%，對陌生人表示信任的比例卻從4.3%上升到18.8%。這裡問及對陌生人是否信任時，並未設定具體的情境，因此更有說服力。另外，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都在提高，那麼可以做一個合理的推斷，對朋友、親人的信任度也應該都在提升。這些都與世界價值觀調查裡的中國數據結果相一致。兩個調查的結果都顯示，中國是一個高信任度國家，且近十年來社會信任程度呈上升態勢。
人們的社會信任在不同角色和對象之間具有差異性
那麼，為什麼中國是一個高信任度社會的判斷與人們的主觀感受不一致呢？這主要是由社會信息的結構特征造成的。信任可以被視為一個立體的概念，從橫向上看，信任對象的範圍有多大？從縱向上看，信任的程度又有多高？從更深層次看，信任的情境是什麼？首先，面對不同的人，信任程度通常不一樣。一般情況下，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肯定不及親人高，但這種程度上的差異稱不上“危機”，而是人之天性使然。其次，面對同一個人，在不同情境中，人們對他的信任程度也可能會有差異。因此，信任度的提高和下降都不能一概而論，需分對象、分情境予以討論。從信任的產生和培育機制看，可以把它分成基於血緣或親緣的信任、互相為利的信任和以制度為基礎的信任。基於血緣或利益的信任都存在一定的範圍界限，容易產生封閉且排外的小群體，不利於群體合作。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以制度為基礎的信任在個人生活和社會發展中都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種信任不僅能夠提高辦事效率，而且有助於和諧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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