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對於大年初一的旺角事件，本土激進派消費的是“本土特色”，小販們關切的實際是“經濟生存權”。我們不能僅僅關注對本土激進派的法治追懲，也不能停留在個案性地解決“小販合法化”政策問題上，而是要將檢討的視域適度擴展至香港後政改時期聚焦“經濟民生”的重建工程。我們注意到政府在重建努力中更加側重“創科局”之類的高端產業布局和宏觀參與“一帶一路”，而相對忽視包括小販、無業游民、失業待崗人士、競爭力偏弱人士的“低端就業”需求。所謂“經濟民生”，在“經濟”一端必須在政策上通盤檢討和研發適合中低收入與競爭者的產業框架，在“民生”一端也不能止步於擴展社會保障，而是需要培育自主創業與自由就業的政策基礎與環境，使得人人可奮發生存，在有效的政府保障基礎上尋求美好生活。當然，這涉及香港經濟複雜的結構調整，必然對目前以房地產和金融為寡頭結構的官商體制構成衝擊，經歷巨大的政策調整博弈的陣痛。此外，這一新公共政策的推進與生效僅僅依靠香港自身的力量也不足完成，必然需要與深圳、廣東乃至整個內地市場互聯互通。隨著經濟形勢逆轉，香港人也需要逐步打破舊有的本土優越感和封閉自足意識，到更廣大的內地謀求發展。今後如出現批量化的香港“打工仔”到深圳打工謀生甚至在深圳買房落戶，也屬正常，甚至是香港人心態調整與奮鬥生存的積極信號。
疏導社會矛盾
回望香港歷史，亂後有治，甚至有更大的繁榮。亂者，如人體發燒病變，是社會病態的最集中暴露，雖予各方以極大壓力和創傷，卻也提供了嚴肅診治的良機。本土主義興起固然與反對派的民主化運動路線有關，二者之間是政治同盟軍。但香港的本土主義還有更複雜的因素，即對香港城市化與發展主義的一種反動。筆者曾有幸在“佔中”前後在香港大學法學院從事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每日往返於香港大學校園，受到這種本土主義情緒的極大刺激和感染。港大學生會控制的校園電視台及其社團活動經常以香港本土特色為主題，比如2014年6月前後圍繞新界東北撥款法案而慘烈拉布期間，香港大學就出現過以該地區農村風貌與生活方式為主題的藝術展，學生與鄉土藝術家共同營造了一種在精神上可分享的“一念天堂”（張貼於港大宣傳欄的配詩畫作）。後來的中環街市搬遷與特色魚蛋粉店關張，也引發了學生與市民的深切憂傷和惆悵。
這些新界農村、郊野公園、離島風光、港島魚蛋粉、旺角小商鋪共同組成了香港本地人的身份認同因素，而這些因素在資本與公權力合謀的“發展主義”政策衝擊下日益消散，其所引發的是一種香港人關於自身共同身份認同與生活方式的現實焦慮與未來恐懼。對未來的身份危機引發了本土激進派的過於濃厚的“在地鄉愁”和過於激烈的“勇武扞衛”。從精神類別上看，這種對鄉土性的過度焦慮是現代化與城市化過程中必然的伴生物，甚至在內地仍以“發展主義”為主旋律、全民發財致富的氛圍中亦產生了“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共同情緒與政策表達。不過，這畢竟是一種“前現代”性質的情緒，如果不加節制、引導和馴化，可能會成為本土激進主義的精神病灶，成為一種極具破壞力和毀滅性的“病態浪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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