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4日電／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智庫作為一種正式或准正式的制度安排，已經走進了我們的生活。這不僅僅意味著社會更加文明與進步，也不僅僅預示著政府更加開明與理性，而且標誌著我們的社會正逐步走向依據科學民主決策的制度——文化導向。培育成熟並富有文化特色與影響力的智庫體系，是提升政府科學判斷能力、合理決策能力、規避風險能力、前瞻預測能力的制度性保障，也是一個社會對最稀缺並且能夠創造資源的資源——智慧和思想的尊重與敬畏，更是提高、展示一個國家軟實力，以及這種軟實力的國際競爭力的最佳方式與路徑選擇。
創新發展離不開獨特文化培育
智庫對一個成熟的社會而言是一種文明而健康的制度安排。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智庫被鑲嵌在制度環境之中，並作為社會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而發揮作用。但是，智庫的產生和發展是需要良好的智庫文化加以支撐的。因為先有智庫文化的培育與養成，才可能會有智庫的存在與發展及其作用的顯示與發揮。所謂智庫文化，是指對智慧與思想以及對智慧與思想的創造者的尊重；法治、民主和寬鬆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培育；包容、友善和富有責任感的社會生態環境的形成等。這一切就是智庫存在與發展不可或缺的環境與土壤。由一個社會的制度安排所決定的有利於各種類型智庫存在、發展的社會機制，由這一社會機制所決定的對智庫的價值認同，就構成了這個社會智庫存在、發展的制度和文化環境，它是智庫存在、發展的制度性保障。從根本上說，智庫不是社會物質生活極大豐富後的必然結果，因為它並不是簡單的社會物質極大豐富後的必然收獲，而是社會觀念革命的結果，尤其是政治文明進步的結果。當然，智庫也不應該成為社會發展的奢侈品，因為對於現代社會而言，智庫本身就應該構成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而不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才需要的“點綴品”。智庫不僅能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文明理性，同時也會使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們更具歸屬感與更具信念。更重要的是，智庫萬萬不能成為“運動理想式”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的一種“擺設物”，一個僅具指標意義的智庫和一個被束之高閣的智庫，既是對社會稀缺資源的一種無端浪費，更是我們社會面對文明與進步的深刻悲哀。培育智庫文化是政府的職責與責任，同時也體現政府的責任與理性。
中國是一個處於轉型時期的大國。一方面，作為傳統體制的“遺風”，決策的官本位化在相當程度上仍具有較大影響；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所進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這不僅依然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而且從實際情況來看，來自於政府，甚至來自於官員出於個人政績等因素而出台的政策，對社會的發展更加具有現實影響力。我們並不否認這種決策、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和其中的合理性與正確性，但這樣一種產生決策的知識智慧體系，難免會在某些時候、某些問題上或多或少缺乏一定的包容性、公允性與客觀性。所以，中國新型智庫建設的首要問題應該是智庫文化培育的觀念革命與制度創新問題。具體地說就是要努力探索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智庫模式，學會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和民間資源在新型智庫建設進程中的獨特作用，更好地重視高等院校和專業科研機構在新型智庫建設中的話語權與自主權，讓多種類型的組織模式從體制機制上激發新型智庫發展的活力、競爭力和創新力，為國家和地方政府決策提供多元的而非千篇一律的、客觀的而非具有利益偏好的、公正的而非帶有功利色彩的思想與智慧。我以為，這是中國新型智庫建設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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