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日電／我們生活在資源迅速減少的複雜世界裡，日益惡化的環境狀況和貧富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更不用說全球安全形勢迅速下滑。在過去的近10年裡，經濟發展的遊戲規則已經發生了改變，我們已經邁進一個新時代，而迫切需要新體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過時。這其中的兩個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一部分成立的。他們的任務是確保經濟穩定，防止災難性的金融危機重演。但自20世紀70年代這兩個機構奉行以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非常政策，不得不說他們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日益惡化的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負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責任。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對發展中國家和對欠發達國家的指責，和開出的藥方在更大程度上代表了戰後新殖民主義統治方式。這三大國際機構在當今全球金融體系中所發揮的作用備受詬病。然而為何不游說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呢？以中國為首的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其次是印度和俄羅斯，通過協同行動發起成立了三個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新的金磚開發銀行和絲綢之路基金，這三個機構都在2015年正式成立，從而向世界展現了一個新的金融架構並具有迅速取代舊架構的潛在力量。中國是這種新安排的首倡和主設計師。
這一切都開始於2012年3月29日，金磚國家領導人（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會晤，共同發表了內容廣泛的《德里宣言》，呼籲建立新的金融架構。我之前發表的文章中曾提到全球經濟的扭曲是由美聯儲的量化寬鬆刺激政策造成的（量化寬鬆政策從布什政府時期開始，一直延續到奧巴馬政府）：“發達國家主權債務的積聚和財政政策調整，經濟滯脹，引發各方對發達國家中長期債務償付能力的擔憂，正不斷為全球經濟增長增添不確定性因素。此外，上述國家的中央銀行為穩定國內經濟而採取擴張性政策措施，導致流動性過剩，給新興市場經濟體帶來溢出效應，導致資本流動和商品價格過度波動。
德里宣言斷言，建立一種新的金融架構與舊的框架並行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這將會民主化我們的全球金融體系：“因此，我們呼籲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國際金融架構，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同時建立並完善一個符合各國利益、支持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發展、公正的國際貨幣體系。這些經濟體實現了基礎廣泛的增長，已成為全球復甦的重要推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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