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利用煤礦的尋租，張中生左手權力右手鈔票，既可以讓親信經營煤礦，也可以收錢後壓下黑煤礦的安全事故；既掌握著煤炭的安全生產關停，也可以通過壓低中間評估等手段，在煤礦整合中進行低價收購、利益輸送。
而在俠客島2014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到，山西的落馬高官中，大部分都有過能源從業經歷。
怎麼辦？王儒林提出的思路，是“向’市場主導型’轉變，致力於打造公開化、公平化的市場環境，計劃取消一級市場中對不同所有制礦業企業的差別化待遇”。正如今年兩會王儒林所言，在這些案件和潛規則沒有被打掉之前，永遠是劣幣驅逐良幣，不是最優秀的企業拿到資源，而是最能送錢的企業拿到資源。
打掉之後呢？“山西的加快發展將面臨巨大壓力，而且將經歷較長的艱難時期。”因為這不僅關係到煤炭一業，其後更有結構轉型的問題。
幹部
劣幣驅逐良幣不只在於經濟領域，也在於政治領域。
十年前，時任山西省長於幼軍曾經這樣感慨治理非法煤礦的難度：“阻力不僅是幾千個非法礦主，而是背後的幹部，每個非法的礦沒有十個八個基層黨政幹部和執法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作保護傘，它是幹不下去的”。
一個例子就足以引起思考：去年兩會上被王儒林提起的“重災區市”，從2010年到2014年9月，5年內重處的案件，只有4起，其中移送司法機關1人，涉案5萬元。
據報道，這個市就是呂梁。在6.44億的張中生面前，5人、5萬元的數據看上去就像是黑色幽默。新來的紀委書記表示，因為過去很少辦案，所以紀委的很多人“根本不會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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