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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府為了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新概念。 |
中評社香港3月11日電／從去年底提出到現在，中國政府推動的“供給側改革”一直是被高度關注的熱詞，但在實踐過程中， 給人的感覺卻是政策實施經常出現打架的現象，其結果就是各種經濟亂象。 因此，各界也都期待通過今年“兩會”能將如何落實供給側改革，并澄清人們的困惑。
美國《僑報》3月9日載文《中國宏觀政策打架？困惑有待澄清》，文章說，從經濟學角度看，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無非是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凱恩斯主義”就是需求側的幹預。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是“凱恩斯主義”實踐的最典型案例，羅斯福為了防止金融危機和危機造成的恐慌無限蔓延，采取了強制銀行停業等措施，并利用政府投資帶動就業和經濟的恢複，雖然新政并未真正讓美國經濟擺脫頽勢（讓美國再度繁榮的是二戰爆發後歐洲軍需訂貨的大幅增加），還留下了很多“大政府後遺症”。
供給側改革的淵源是裡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供給學派的目標是要激發市場活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其主要手段就是減稅，根本上講就是在經濟領域中降低政府的作用，讓位於市場主導。
當然，中國的供給側改革與供給學派有著重大的區別。中國的“供給側改革”的目的在於打贏“四個經濟殲滅戰”（化解過剩產能、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和防範金融風險），加速產業調整。在此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比美國更大些，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
中國經濟承受的下行壓力逐年增加，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的增長動力下降趨勢也日益明顯，更嚴重的是，房地產、金融等領域的風險長期無法排除讓中國經濟隱憂加大，這些問題都需要盡快解決，而這正是應由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力挽狂瀾的時候。政府在中國經濟的很多領域內仍占據主導地位，很多過剩產能又都存在於國企中，同時，實現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等目標所需的政策調整也必須依靠政府來完成，這些都決定了在供給側改革的過程中政府仍必須起到作用。
但是，我們從目前的宏觀情況看，中國的減稅力度仍非常有限，今年“兩會”政府報告又提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將赤字率由去年的2.4%提高到了3%，安排了創歷史新高的2.18萬億元人民幣的財政赤字，這一信號表明中國又要開啓“需求端刺激”，這與人們期望中的“供給側改革”有所矛盾。聯系到前段時間 ，央行於2月底一口氣調降存款准備率2碼（0.5%），等同資金市場，釋放出多達6000-7000億元人民幣。連同這次，中國自2015年以來，已經降准了6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