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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強。（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香港3月25日電（記者 莊恭誠）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陳建強日前接受中評社專訪時表示，作為愛鄉情懷的本土意識原本理所當然，但若化作撕裂族群的政爭手段，則屬天理不容。他指出，面對香港社會日漸升級的暴力行為以及怨氣沖天卻自以為是的“憤青”，退一步並不能夠帶來海闊天空。
對於旺角暴亂事件之後，社會出現探討背後深層次原因的聲音，以及有意見將矛頭對準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陳建強認為，與其這樣想，倒不如探討引發事件的“淺層震源”。
中評社：你對旺角事件如何評價？
陳建強：年初一晚上暴烈的“旺魚黑夜”，猶如煙火般將“後佔中”積存的怨氣全面爆發。由於符合西方國家對香港身處“一國兩制夾縫”的預期，因而事件獲得西方傳媒的青睞，代為瘋傳並命名為所謂的“魚蛋革命”。當晚我並不在現場親歷，但從新聞片斷清楚見到，示威暴徒對警方、對社會秩序和政府的仇恨。他們沒有革命的理想和膽量，只有失控的暴力宣洩，完全配不上“革命”這兩個字，勉強可以說是有勇無謀的暴亂。
多個“本土”團體當晚以“撐小販”為號召，但整晚的行動卻完全與小販無關。相反多個小販攤檔卻被付諸一炬，成為暴亂中的最大受害者。事實上，類似的借題發揮手段早已在“鳩嗚”（名稱取自“購物”音——記者註）、“光復”行動（“反水貨客”行動——記者註）中一再應用。實際上是同一班人，同一種在街頭橫衝直撞、擾店擾民衝警方的抗爭手段，換上了不同借口，亦都以愛“本土”為號召，帶來有破壞、無建設的不負責後果。
有關行動的真正目的和效果，就是在社會製造不安，挑動反政府情緒。大家看，除了旺角暴亂外，這批聲稱熱愛小販的“本土”派，對維護小販的活動，做出過甚麼實質性工作？梁天琦也好、楊岳橋也好，一個豪取六萬多選票、一個晉身尊貴的議會，但可曾為旺角小販出過一句聲、做過一件實事？好明顯，一切都是騙局，旺角暴亂不過是政客巧取豪奪的對弈棋局。
從“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傳統溫和泛民的主張——記者註）到“飛磚縱火”，從認同政治對話到只求一遂己意、不惜玉石俱焚。“後佔中”時期的暴力抗爭，經歷旺角暴亂這一轉折，快速由勇武升級到暴動，法治亦到達臨界點。下一步呢？這是一個嚴峻的警號，社會再沒有顢頇姑息的條件。面對這一批自以為是、怨氣沖天的“憤青”，退一步不是海闊天空，而是死得更慘！
無論是“本土”派還是年輕人，對於他們改革社會的理想，都應給予肯定和支持，但若是只懂堅持一己觀點，不惜以暴力手段、以破壞社會安寧去脅迫其他人就範，這就完全違反了社會公義和基本人權。需要強調的是，暴力一旦與政治訴求掛鈎，勢必會培育崇尚勇武狠鬥的所謂浪漫主義，間接鼓勵他們透過“民權暴力”去掃除其厭惡所謂的“政權暴力”，肆無忌憚挑戰法治，並將整體社會推向以暴易暴的罪惡螺旋。
中評社：你認為哪些原因導致了旺角事件？是否如部分意見所說，涉及深層次的社會原因或政府管治問題？
陳建強：旺角暴亂之所以轟動，只在於“飛磚縱火”、對警方主動衝擊的震撼。至於為何會引發這種出乎意料的激進行為，要溯源跟進，就只能從鬧事者的心態出發。需要指出的是，鬧事者的數量不多，即使經由互聯網號召，但參與者亦不過是一千之數，若不是“飛磚縱火”，根本上不了新聞。正是這種傳媒的效應，才造就了愈激愈狂的惡性循環；但回帶倒看，事件發生了只是一個多月，但除了泛民行禮如儀地要求成立委員會調查之外，除警方持續的拘捕檢控外，相關的人與事，都已被輿論淡忘。
旺角暴亂事前沒有醞釀，亦沒有特別的因由，火爆的表現只是為求製造震撼性的效果。所以，與其深究事件背後的深層次矛盾，倒不如探尋引發事件的淺層震源。在當晚的事件中，話題只有兩個，第一是保護小販，第二是為梁天琦助選，但全晚都見不到有任何一個小販被捲入其中，從而只留下為梁天琦助選的唯一選項，大家還要理會嗎？況且，作為唯一得益者的梁天琦，在二月尾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豪取六萬多票後，就大剌剌地豪言“本土”與泛民和建制三分天下，我們還要煞有介事地探討事件的源由？
社會有沒有深層次矛盾、政府管治有沒有不足，絕對有。每一個社會亦都必然存在，這是任何理想主義者都不願見到的，但亦都是不能避免的客觀現實，沒甚麼大不了，也不應被放大。一次暴亂，只是突顯一群人的政治野心，大家要注意的反而是這股野心背後的圖謀。畢竟，口號是漂亮的，居心是險惡的，市民是單純的，如此不對等的博弈，永遠是最令人擔憂的。
我想再三強調，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也好、政府管治出現問題也好，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絕對不應接受以暴易暴式的所謂抗爭行動，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法治是香港的其中一個核心價值，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絕對不容許個別人士以搗毀法治作為其實踐個人理想的手段。香港不是個別人士的政治賭注，而是700萬香港市民賴以存活的安樂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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