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河以南“香港共同體”的型塑
要構築一個新的共同體，必須靠“硬體”與“軟體”的相互配合，始能成形。前者強調地理範圍的確立及提供形成統一市場的基礎建設、管理區域內居民的政府架構的設立、居民居所規劃等等；後者除了政經、法律、教育與福利制度外，更著重於賦予聯繫共同體內各成員之間精神紐帶的文化要素。
今日香港特區的地理範圍，實際上幾乎完全承襲了英國時期在香港的統治範圍。繼1842年根據《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後，清朝複於1860年根據《北京條約》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1898年英國再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進一步由清朝手里租借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區，延續至今的香港範圍就此確立。儘管英國殖民政府在各階段就已開始在新獲得的土地進行基礎建設，實施有效的管理，同時卻未強行實施對英國效忠的認同政策，加上出入境管理的虛化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使香港在1949年以前，難以形成對外具排他性，對內具凝聚力的本土共同體意識。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香港與中國的邊境口岸大致上是開放的，居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並沒有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直到1950年﹐為了防止大量的難民從中國湧進等其它政治因素﹐港英政府才開始制訂並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制度。
隨後，由於新中國介入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戰略性物資禁運﹐美國也禁止輸入中國產品。此兩項對中國經濟實施制裁的措施﹐導致以中轉中國產品為經濟支柱的香港必需尋求新的經濟出路。恰巧因新中國的成立﹐由上海等地湧進的資金主導了1950年代之後香港的工業化。
出入境管理的嚴密化，切斷了香港與中國高頻率的交流，提供了香港建立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條件。而隨著人口的穩定化，尤其是到了1966年，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超越移民人口，香港社會的“本土化”條件才告成熟。換言之，在此之前人口高度流動化與非本土人口占多數的香港，並不具備建立本土共同體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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