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試點＋地方”模式具有高效的執行主體。中國國企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均表明，地方政府兼具改革的動力與能力，能夠在改革第一線發揮強勁的推動作用：第一，地方政府是最前沿的制度供給者。借由地方政府的力量和智慧，頂層制度設計才能適用於中國複雜而多樣的基層環境，並最終以各種具體形式提供給微觀主體。第二，地方政府是最前沿的制度需求反饋者。地方政府與地方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存在長期合作博弈，對微觀主體的制度需求最為敏感。在改革中，地方政府能夠代表微觀主體的合理訴求，與上級政府進行有效協商，從而為微觀主體爭取正當的改革空間和政策資源。第三，地方政府在改革中還直接承擔著制度創新的重任。在頂層設計未能覆蓋的領域，地方政府的自主創新往往能夠提供新的思路。其中成功的部分會為中央所采納推廣，進而惠及全國。
在中國國企改革的歷史上，第二點和第三點相互結合，常常“自下而上”地攻克改革難點。例如，1981年春，山東省率先在所屬國有企業推行經濟責任制，其後在全國得以推廣；至1982年底，全國已有80%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和35%的商業企業實行了經濟責任制。
由於本輪國企改革的特殊性，發揮地方政府的主體作用顯得尤為關鍵。與之前的國企改革相比，本輪國企改革呈現兩大新特征。首先，本輪國企改革是高度市場化條件下的改革。隨著近年來市場機制的大幅完善，微觀主體力量崛起，在本輪改革中擁有空前的話語權和議價權。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諸多領域，地方政府必須直面微觀主體的制度需求，並與其展開複雜的改革博弈。因此，只有及時下放事權，使地方的改革權力和改革任務相匹配，才能提高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的能力和效率。其次，本輪國企改革是一次全面深化的改革。本輪國企改革的挑戰不僅在經濟目標本身，還將直接觸及就業、民生和諸多歷史遺留問題。部分地區將存在較高的局部風險。地方政府能否妥善處理問題、兜底風險，能否兼顧經濟目標和非經濟目標，將直接影響該地區國企改革的節奏和程度。因此，必須重視地方政府的主體作用，給予地方政府充分的政策空間和適度的財政支持。
筆者認為，本輪中國國企改革的關鍵屬性是務實，這是確保改革有序推進的前提。目前，本輪國企改革正從頂層設計階段過渡到貫徹執行階段，雖然改革進程顯得有些不溫不火，但無論“1＋N”的頂層設計，還是“試點＋地方”的執行模式，都是基於中國國情的務實選擇。中國國企改革，目標是理性的，過程是漸進的，雖然短期成果顯現有限，但筆者對中長期前景依舊保有期待。
來源：新華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