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的民主浪潮中，有關部門曾起草了《新聞法》，時過三十年，現在應予以認真修改，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以便使新聞監督工作有法可依。事實表明，不但極少數腐敗分子因為加強了新聞監督而有可能改惡從善，而且那些不是腐敗分子但有不同程度腐敗行為的人也有可能因為加強了新聞監督而在心靈上受到撞擊，同時新聞監督對廣大幹部與群眾也具有警示和教育的作用。關於後者，應當深入理解黨的優良傳統中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科學內涵、精神實質與重要價值，研究如何結合現實情況加以運用和發展，而不能輕率地將其與左傾錯誤聯在一起，更不能認為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已經過時，似乎只要依靠法律和制度，加上挑選出正派、果決而又英明的領導人就可以做到從嚴治黨、反腐倡廉了。前者是黨所不熟悉的，但從不熟悉到熟悉，並不需要太長的過程。
事實上，黨在建國前的革命根據地中和在全國解放初期，就曾在一定程度上用新聞監督的武器進行過從嚴治黨、反腐倡廉的鬥爭，只是後來在左傾路線的重壓下，這一武器基本丟失了。在改革開放後，這一武器又被拾起，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只是這種作用發揮得很不夠罷了。後者則是黨所熟悉的，應當成為進行從嚴治黨、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法寶。但在粉碎“四人幫”後的撥亂反正中，一些領導幹部、知識分子誤認為加強依法治國、制度建設就可以解決問題，至多是加上有作為的領導人就可以了，不必講什麼群眾觀點，走什麼群眾路線了。然而，三十餘年的事實卻促使人們思考：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一直強調法律、制度的重要，鄧小平在1980年就發表過有關這類問題的權威講話，並受到黨內外高度推崇。
我國現已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所制定的種種條例、規則、決定，同其它國家相比只多不少，有的黨的領導人在強調“制度治黨”的同時，也重視了理論宣傳和道德說教，甚至能以身體力行，但為什麼多數官員的廉政水平仍然不高呢？大量事實表明，這與我們忽視利用黨的傳統的政治優勢――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有直接的關係。我們規定了太多的“不許做”的文件，並要求主要領導幹部“親自抓”，甚至是“首長負責制”，紀檢部門“一抓到底，認真查處”，卻不認真想一想如何發動群眾，鼓勵群眾參與制定、執行和監督，特別是鼓勵群眾講真話，勇於揭發問題和參與處理問題。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只有群眾真正覺醒了，主人翁意識真正樹立起來了，敢於以平等精神對領導幹部進行監督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從嚴治黨和黨政官員中的腐敗問題，這是比制定詳盡、具體的規章制度，比挑選真正優秀的領導幹部乃至領袖人物，更為重要、更具有基礎性、更靠得住的工作。從最寬廣的視角出發可以說，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要牢記“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馬克思），應當致力於“開啟民智”（嚴複）、“新民”（梁啟超）、“喚起民眾”（孫中山）的工作，更要堅定地“依靠人民”（鄧小平）。現時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仍是我黨一切活動的有力的精神武器，任何領袖人物包括十分優秀的領袖在內，都不是扭轉乾坤的決定力量，人們沒有理由使之高踞於人民之上，要人民句句深信、事事遵從，更不能肆意“大樹特樹”。只有人民群眾才是創造歷史的基礎力量，才是可以“大樹特樹”的。人民群眾真正覺悟並行動起來，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不要象某些“新權主義者”那樣總是擔心會出現“群眾參與爆炸”。（可參閱拙作《“新權威主義”的缺憾辯析》）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為了真正做到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監督批評，並在這種監督批評的過程中，提高領導幹部和群眾的思想道德水平，改進領導幹部與群眾的關係，可考慮制定並實行類似這樣的制度：各級領導班子每月召開一次為期三天左右的反腐倡廉生活會，不以研究其它工作來干擾。每個領導幹部都要檢查自己，進行自我批評，不能事前就給領導幹部吃上定心丸，宣稱“不搞人人過關”，而是要使每個領導幹部事前就有一定的緊張感以致危機感，宣布並實行“人人過關”。無極特殊情況者不准請假逃避，被准假者也要“補課”。會上，先由主要領導幹部亮過、亮醜，引火燒身，其他成員依次照辦。然後進行不講情面地評議，認真開展已經久違了的、認真的相互批評。內容要具體，不講空話，少講人人知道的套話，特別是要檢查多數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捲入了的收禮送禮風、人情關係風、三公消費風等。上級紀檢部門和組織部門要派人參加，並在會後如實向上級機關匯報。要做好記錄，並將記錄下發到一定範圍內的幹部和群眾，進行評議。生活會要進行得嚴肅些，要使每個領導者的靈魂都受到真正的觸動，而不能搞得舒舒服服，嘻嘻哈哈。這樣的生活會不但對從嚴治黨、反腐倡廉本身有重要作用，而且對恢復和發揚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對領導幹部“夾著尾巴做人”，樹起自省與“慎獨”意識，對下級和群眾樹起民主意識特別是監督意識，都是有重要意義的。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來在“群眾路線教育”過程中召開的生活會，許多地方做得不夠認真和嚴肅，既不認真開展自我批評，又不嚴肅進行相互批評，也不鼓勵下級和群眾參與，而是對錯誤的思想行為一味遷就，諒解，開脫，以致走了過場。生活會後，人們依然故我，卻被某些上級說成是“增強了領導班子的團結，密切了與群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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