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二元對立的殖民邏輯在港英時期表現得極為充分，香港人自我言說的空間被大大壓縮，本土意識成為被殖民者所建構起來的“他者”的附屬品。當然，香港的殖民者並非系統地謀劃出這種對立，二元對立是在維護殖民統治的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譬如，英國占領香港初期，港英政府為了“安撫人心”①，開始重視香港文化教育。港英政府在1967年鎮壓了港人抗英運動之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這些改革的目的是在將內地視為“他者”的基礎上，從文化上建構香港人西化的“自我”。在“自我”與“他者”對立邏輯的統治下，在香港的中國人失去作為“中國人”的主體地位，成為“沉默”的“他者”，他們處於香港主流政治、經濟、文化的視野之外，沒有任何增補、言說和建構自我的契機。西方通過對香港西方化的核心價值觀的建構，將香港變成了一個西方文化邏輯自我指涉的系統，構造了一個需要擺脫東方前現代化、愚昧、落後，最終建立一個合乎西方核心價值觀的，並實現文化和價值觀置換的香港。因此，在本質上，“香港文化”是西方殖民主義投射出來的產物。
香港的主體意識“精神官能症”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即“偽主體”階段。在這一階段，“自我”和“他者”二元對立的邏輯已經被置入港人意識之中，導致了港人自覺地區分“自我”與“他者”。但這時，“自我”與“他者”的內涵已經發生了改變。在這一階段，港人不再被殖民者建構為“他者”，港人也不再被視作“他者”（作為中國人）的一部分，“他者”轉變為了英國人以及中國內地人，“自我”則是香港人自己。
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事實上，人們是在“他者”（繼承下來的條件）為條件下建構“自我”的。法國心理學家拉康通過精神分析學，提出了主體從“他者”的欲望中建構了“自我”的欲望，從而形成偽主體的觀點。在他看來，這種偽主體是在語言中被建構，反映的是“他者”的欲望。我們以此來審視香港，就會清楚地看到，以西方殖民者的“他者”逐步缺席為條件，香港的“偽主體”被逐步建構出來。
20世紀70年代是香港本土意識的建立階段，港人迎來了超越二元對立，建立中國人的真正“自我”的契機。表面上看，香港的去殖民是殖民者逐步缺席，成為“他者”，港人開始掌握話語權，可以重建中國人的主體意識了，但實際上這種重建中國人“自我”的任務並沒有實現。在香港，雖然英國殖民統治受到打擊，但文化上的殖民沒有受到任何削弱，反而逐步演變為後殖民主義文化，繼續對香港產生影響。如法農所說的那樣，“殖民主義自覺追求的結果是把殖民主義的離開對於土著們意味著回到野蠻、墮落、獸性化這一思想插入土著們的頭腦裡。”［1］經過長期的殖民統治，在一些港人的政治無意識中，“中國”就是一個愚昧、貧窮、野蠻和落後的象徵符號，是他們得以“存在”的條件和對立面。由此，殖民歷史成為港人獲得自我身份認同無法離開的“拐杖”。拋開殖民歷史，香港似乎就沒有確立自我身份和自身本質，沒有書寫自身歷史的可能。西方文化殖民產生的最嚴重問題在於殖民文化不但扼殺了本土人民的自我觀念，而且讓他們喪失了建構真正的自我身份的能力。可見，當香港開始回歸祖國，開始尋找“自我”之時，殖民歷史和西方文化已經在無意識中完成了這個工作。因此我們發現，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所建立起來的“自我”意識其實是一種西化的本土意識，其本質是一個“偽自我”，它所建構的主體也是“偽主體”，即臣服於西方的話語霸權，替西方言說的“自我”。
港人從他者（中國人）被抽離出來，建立了所謂的“本土意識”，英國人自然成了“他者”。尤其是在“九七”以後，中英之間完成了香港主權的移交。英國殖民者已經從現實的存在，變成了想象中的存在。但這種想象的他者形象，仍然在以殖民話語的方式存在。這種在場的殖民話語其實是拉康所說的“大他者”（Autre）。大他者指示了一種根本的他在性［3］。香港回歸後，香港人頭腦中的這種“大他者”就是英國人在殖民時期在香港頭腦當中所樹立起來的形象，這就是所謂的後殖民狀況：雖然殖民者逐步撤離，但殖民地人民在後殖民時代仍然要面對殖民主義的“大他者”。殖民主義的“大他者”不以實體的方式存在，而是依靠象徵秩序存在。“大他者”是殖民主義演變成後殖民主義的存在方式。由於對話的存在，使得大他者的欲望成了殖民地的欲望，西方意識形態成了殖民地“真理”性的存在。東西方在文化上的一切差異性都被解讀成落後與先進、愚昧與文明、低俗與高尚之別。這種認識被貫徹到教育中，培養出了新一代臣服於西方文化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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