損人不利己的行為
在對外事務上，歐盟開始過度道德化和意識形態化，只（能）做“損人”之事，但很少能夠做“利己”之事。中國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歐盟迅速達成“共識”，對中國進行制裁，但當中國形勢變化，一些成員國認為可以解除制裁時，成員國之間卻無法達成“共識”，禁售武器給中國的立場迄今沒有變化，而這是有損於歐盟一些成員國利益的。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也是同樣性質的問題。儘管一些成員國（例如德國）可以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歐盟不存在“共識”，而這必然影響著中國和歐盟成員國的貿易關係。歐盟作為多邊組織，有效地制約著其成員國和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而這種制約有損於一些成員國的利益，也有損於歐盟以外國家的利益。
再次，最重要的是歐盟成員國內部的變化。歐盟作為區域組織，為成員國帶來了巨大好處，不僅阻止了戰爭的發生，更表現在經濟利益的增加、人口自由流動、區域內勞動力自由配置等方面。然而，所獲取的好處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分配高度不均，呈現兩極分化。例如，倫敦是獲利最多的城市。獲利最多的精英階層表現得極端自私，他們是國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但決策往往脫離老百姓的具體利益，甚至置人民的利益於不顧。公投結果表現得非常清楚，倫敦高度支持留歐，而那些沒有得到好處的老百姓則選擇退出。不過，精英的“自利”行為也是因為受歐盟作為共同體的制約，因為把一些主權“讓渡”給了歐盟，英國的政治人物對英國的內外事務失去了自主性。英國人信奉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認為自私的個體在充分發揮自主性的條件下，可以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從這個角度說，選擇脫離歐盟，奪回自主性，可以說是英國人的理性選擇。
英國脫歐或許就是歐盟解體的前兆。歐洲經歷了多次帝國的解體。羅馬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等都曾給歐洲帶來變化。一旦歐盟演變成為新類型的帝國，解體是遲早的事。為了自身利益，歐盟或許對進入歐盟和脫離歐盟設置重重制度障礙。但如果上述問題得不到解決，只會最終走向危機的爆發。對歐盟的不滿早已經延伸到新歐盟國家。在民主化之後，這些國家很快就發現，老牌國家感興趣的更多的是地緣政治利益，而非它們的民主政治是否正常運作，更非他們國內經濟的健康發展。波蘭和烏克蘭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作為地緣政治集團，歐盟已經顯得非常脆弱，因為它只有通過尋找外在的強大“威脅”，來維持成員國的“團結”。已經有歐洲的政治人物表示，這次英國脫歐的最大贏家就是俄國的普京。其言下之意非常明確。不過，任何地緣政治集團很難簡單地通過製造外在的“威脅”，來增加其內部的“團結”。
英國和平脫歐更是為其它國家“和平”退出“帝國”體系提供了很好的先例。帝國的解體，從前是依靠帝國內部各個國家的革命，但現在有了新的政治條件——只要大眾民主的存在，不管歐盟設計多麼複雜的加入或者脫離條件，都不會很有效。如果其他歐盟國家政治人物不去控制日益膨脹的民粹主義，反而去動員它，法國、匈牙利、瑞典、荷蘭、丹麥和希臘等國也會脫離歐盟。對這一點，歐盟政治人物是直言不諱的。
從長遠看，英國脫歐必然對其它形式的區域主義具有警示作用。首先是美國所致力於建立的各種類型的“帝國”。美國主導著“北約”、北美自由貿易區、各種形式的同盟；美國也在致力於新型區域主義的建設，例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美國所做的這些排他性的區域主義組織是可以持續的嗎？已故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等已經用大量的經濟證據證明，在各種多邊組織中，大國必須承擔更多的成本。大國要不自己具有能力和實力，單邊地向成員國提供公共利益，要不有能力和實力向同盟國“收稅”，為成員國提供公共利益。美國結成類似同盟那樣的“地緣政治集團”的動機很容易理解，因為借此可以維持其霸權地位。不過，其他成員國為什麼要接受美國的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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