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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銀河教授的演講題目是“中國婦女狀況”，她以大量數字和事實，從社會學的角度，論述了從古代到現代中國女權情況的變化。中國文化院供圖。 |
中評社香港7月26日電／由中國文化院主辦、亞洲週刊協辦的文化沙龍“天縱聖賢 — 兼談儒釋道倫理與哲學”名作家講座7月25日在香港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李銀河教授於講座上演講“中國婦女狀況”。李銀河認為，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中國女性的地位有了極大的提高。這種提高不僅是量上的改變，也有了質上的改變。
李銀河1952年生於北京。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她是中國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會學家，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性學家、LGBT權利活動家。1999年被《亞洲週刊》評為中國50位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著作有《我的生命哲學》、《關於情感的對話》、《虐戀亞文化》等。最新著作為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部自傳《人間採蜜記》。
以下為李銀河教授“中國婦女狀況”演講內容：
中國婦女狀況
在對世界各種文化、各種社會的比較研究中，中國的父權制被認為是最典型、最完備的父權制，而且是一種男女不平等程度較高的父權制。
在中國、印度和地中海古典文明這三大文明中，父權制的文化差異表現得十分明顯。中國的父權制之所以是最完備的，因為儒家對等級制和秩序的強調使得父權制在中國趨於完善。印度同中國相象，都是男權社會。印度大多數人生活在鄉村，男主外，女主內。但是，印度文化強調女性的聰明和美麗，認為愛與情感很重要，這種觀念可以增強男女兩性之間的聯繫。雖然兩性仍是不平等的，但是印度文化對女性留在家裡的強調不像中國那麼嚴重。地中海古典文明強調男性的智力特征與女性的情感特征，認為女性的精神力量低下，強調女性的家內角色，公共角色和體育均只限於男性。在這種社會中，強姦女性是犯罪，但是懲罰比引誘他人之妻要輕一些，原因在於後者有感情和不貞的因素。但是，在這個社會中，有些女性有財產，在公共場所女性露面的情形也多於中國。（Stearns， 15）
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父權制持續了幾千年，其深度和廣度使其他文化望塵莫及。這個高度等級制的社會所強調的主要價值包括：
按照等級順序的服從：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女性的“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女性不參加社會勞動，勞動分工的“男主外，女主內”。妻子稱內人，丈夫稱外子。
離婚法歧視女性，使得男女兩性的離婚權利不對等，表現在男性可以“休妻”，女性不可以“休夫”，還表現在“休妻”的“七去之條”，女性要孝敬公婆，服侍丈夫；丈夫娶妾，妻子不得嫉妒；女人做家務等等。違反了這些行為規範，妻子就可能被“休”。
在家庭中，女性改善地位的途徑是生育男性子嗣和“媳婦熬成婆”。婆婆控制媳婦，婆婆成為“男性權威的代理人”。
由於是男居制，妻子的親戚無法幫助她。妻子在夫家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只能獨自在男權的壓迫中掙扎。
在葬禮上，兒子是重要角色，而女兒不重要。男孩有繼承人身份，女孩沒有這一身份，所以在中國家庭中兒子比女兒重要。只有男性後代擁有家庭財產的繼承權，女性後代由於要出嫁到另一家庭，因此在娘家沒有繼承權。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指的是男性後裔。
殺女嬰很普遍，導致高性別比。除了殺女嬰，許多女人做妾，做妓女，使得可供結婚的女性數量不足，於是，性別歧視與經濟地位聯繫在一起——富人能娶妻妾，窮人無法娶妻生子。窮人家把女兒賣成家奴或妓女，又可掙錢又不用養育她，但是其後果是降低了女性的整體地位。
從父母給孩子起名可以看出偏愛男孩的傾向：最小的兒子叫“後福”，女兒卻叫“多多”；為女孩取名“招弟”、“改改”等，希望生育男孩。
女性沒有姓名權：婚後叫“某（某姓丈夫）夫人”或叫“某（兒子名）母”，“某（夫姓）某（妻姓）氏”。子女隨父姓。
處女貞節極被重視。
最具束縛女性的象徵意義的習俗：纏足。10世紀從宮廷女性開始，12世紀傳播到全國，只有少數貧苦人家（需女性勞力）的女性可以幸免於難。1902年，纏足成為非法，但民間仍然在延續這一習俗，直到1950年代才真正停止。
從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開始，中國傳統父權制開始受到衝擊和挑戰——在此之前，它從未受到過任何懷疑。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中國女性的地位有了極大的提高。這種提高不僅是量上的改變，也有了質上的改變。
中國婦女的解放事業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
啟蒙時期：1911年至1949年。這個時期是以封建王朝覆滅之後成長起來的五四青年及其思潮為代表，所從事的事業是為生活於4000年男權制社會中的蒙昧的女性和男性啟蒙，使他們認識到女人和男人一樣是人，能夠做與男人一樣的事，應當擁有與男性一樣的權利，其中包括受教育的權利，工作的權利，參政的權利等。在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與性別問題有關的行動包括反纏足，廢科舉，興女學，婚姻自由，反對包辦婚姻、買賣婚姻等。
進入主流社會時期：1949年至1978年。在這個時期，男女平等的意識進入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女性開始廣泛地走出家門，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接受教育，在各個領域中顯示和培養自己的才能。這個時期的象徵性口號是“婦女能頂半邊天”，“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新中國制定的第一個法律是《婚姻法》，雖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性別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英國的中國農村婦女研究專家克羅爾（E. Croll）公允地指出：在共產黨建國早期，這個國家致力於性別問題的努力“也許是所有其他政府在任何時代都比不上的”。
迷茫時期：1978以後至今。由於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貧富分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女性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從女性回歸家庭的“專職太太”群體的出現到“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辯論，女性地位在中國處於一個徘徊甚至倒退的時期。
從中國婦女解放的歷史進程上看，真正改變中國女性命運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女性參與社會生產；二是女性普遍受教育；三是通過婚姻自由（結婚自由、離婚自由、自主婚姻）得以實現的家庭內部的男女平等。
由於政治體制使然，這些權利並不是自下而上的鬥爭和運動的結果，而是自上而下的法律與行政行為的結果。因此，在中國女性研究中有一種“恩賜論”觀點，認為中國婦女的解放不是婦女和婦女運動自身鬥爭的結果，而是自上而下被“恩賜”來的。“中國婦女在較短時間內從‘家庭中人’變成‘社會中人’，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女權運動）的結果；中國婦女在法律上獲得了廣泛的平等權利，是社會主義‘平等’原則（而不是女權主義思想）的體現……‘解放’於我們，像是社會主義的恩賜，‘先天地’成為我們人生的基礎。我們是社會主義解放婦女的第一代直接受益人。”（李小江，第201頁）恩賜的一個後果就是沒有主觀能動性，沒有力量，沒有自己為自身利益鬥爭的方式和組織，依賴性強，女性不願也不會為自身的利益鬥爭。
對於中國近50年的婦女狀況，國外研究中國的女性主義學者的看法大多是肯定為主，認為中國女性的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也有一些批評意見。意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雖然黨支持農民反對地主，但放棄了反對家庭中的父權制的鬥爭，以致使女人在家庭領域受到男人的控制。建國後雖然黨繼續看重和鼓勵女性的參與，但是他們不再像早年那樣熱中於男女平等的事業。（Gilmartin， 1989）吉爾馬丁認為，不管黨對父權制的家庭結構和男女之間的社會和法律不平等提出了多麼嚴厲的質問，在它自己的革命政黨組織內，重新製造和塑造了現存性別系統的主要方面。黨的締造者們都獻身於性別平等理想，他們自己反叛了壓制性的父權制家庭，然而他們將婦女排除在黨內高位和權力之外。他們思想的核心是認為，男人是婦女問題的最後仲裁人，完全由婦女擔任職務對他們是不可設想的。（邱仁宗等，87）
第二，婚姻的從夫居制（尤其是在農村），女兒在財產繼承權上與兒子不平等，以及對不和諧婚姻的維持。有國外研究者認為，男女平等的最大障礙是地方政府中的男性幹部，他們反對婦女的完全解放。（Stacey， 1979）其實風俗、習慣和觀念上的男權制影響也許不能用男性幹部的因素來解釋。在中國，儘管官方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主張男女平等，但是在婚姻家庭領域，許多公民還是持有男權制的態度和行為，風俗習慣的力量往往大於制度的力量。
第三，女人做雙份工作——家務幾乎全是女性的工作。1957至1958年，農村婦女的就業率從60%升至90%。女人養豬、家禽，養蠶，拾糞，鋤地，所做的是傳統分工的簡單擴大。（Croll， 1982）男性並沒有改變他們的行為：雖然女性在養家上追上了男性，但是男性在家務勞動上並沒有追上女性。男人用離婚和分居來逃避家務勞動。
第四，勞動就業機會和報酬上的男女差距。例如在農村，女性百分之百務農，男性中三分之一從事其他工作。在農村公社時期，男性工分為10分，女性是8分。男性的統治在繼續，集體化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男性統治。（Croll， 1982）
第五，在生育觀念上還有男權制的態度，主要表現是偏愛男孩。對於政府提倡的獨生子女政策，獨子家庭中有40%參加，獨女家庭中只有34%參加，因此有獨生子女證的人60%是獨子，40%是獨女。相比之下，有更多男人比女人得到獨生子女的優惠。（Bonvillain， 150）性別偏好在長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下已經導致出生性別比大大高於正常範圍。
第六，女性身上存在著弱勢群體的特征：群體的自我仇視和自我排斥，鄙視自己同時鄙視自己的同類。（米利特，85）它的表現之一就是如果人生能夠選擇性別，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不願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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