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於以上“操作慣例”，蔡當局並非不清楚，那麼其為何一反慣例而“單方面硬闖”呢？其原因固然是複雜而多元的，但不排除一點，那就是：蔡主張參與ICAO大會的真實目的並非單純的參會，而是借助被拒絕的結果來營造大陸打壓台灣“國際活動空間”的氛圍，借此激起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厭惡情緒，從而製造兩岸政治對立。對於這一手法，大陸方面並不陌生，這是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時期慣用的手法，倘若蔡當局繼續沿用這一手法，亦屬意料之中。
最後需要強調的一個問題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解決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問題的重要背景。什麼時候兩岸關係緩和，什麼時候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的可能性就會增大。馬英九時期，台灣和新西蘭、新加坡之間的FTA協議之所以能夠順利簽署，正是基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背景，倘非如此，這些國家不會冒著得罪大陸的風險而貿然與台灣走近。儘管簽署FTA不同於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但反映的道理是相同的。在這一意義上說，馬英九時期台灣在參與國際組織問題上所取得的突破其實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所衍生出來的和平紅利。未來台灣在加入國際組織問題上能否取得突破和進展，仍取決於蔡當局是否承認“九二共識”，以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狀況。
（作者王英津系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發院研究員。） |
